陈岩石拿着股东名册复印件到光明区时，孙连城正在开大风厂债务协调会。
老人没有进会场，坐在外面的长椅上等了四十分钟。工作人员给他倒水，他问孙区长是不是故意躲自己。工作人员说会议原定两小时，已经开了三个小时。
“那就说明问题棘手、谈不拢，不是他刻意躲我。”陈岩石把水杯放下，“我等着。”
散会后，孙连城把他请进办公室。陈岩石开门见山：“我听说，你跟督导组说我不是普通工人？”
“我当时的原话是，您的电话能直接转到区长办公室，是依托您退休干部的身份，普通工人很难有这样的渠道。”
“这话是实话。可后半段呢？”
“后半段的核心是，您的来电并未启动股权核验工作，职工代表早就提前递交了材料。”
“他们怎么偏偏漏掉后半段不传？”
“这一点，您得问督导组。”
陈岩石把复印件拍在桌上：“我不纠结传话的事。我就问，我名下这一股，你们打算怎么定性、怎么处理？”
孙连城把法律顾问的阶段意见递给他。意见列出四个未决问题：一元名义股是否履行出资，登记是否经过本人同意，后续质押是否取得授权，长期不分红是否影响股东权利。结论是，在原始材料核实完成前，不能确认该股有效，也不能确认已经纳入质押。
陈岩石看得很快：“当年登记，我是签过字的。”
“您签字确认的是哪一份文件？”
“职工推举我做监督代表，我签字同意了。”
“是工商备案的股东名册，还是职工委托书、股东会决议？”
“都十多年了，我哪分得清每份文件的名头。”
“那就必须找到对应的原始文件核实。”
“大风厂都快要被整体处置了，你们还在死磕一纸文件？”
孙连城说：“正因为要处置资产、厘清债务，才必须先核实手续。您这一股虽说只出资一元，但在册股权就涉及商业权益和质押争议，不能靠您的资历替代法定的法律关系。”
“我从没拿过厂里一分钱分红，更没动过占公家便宜的心思。”
“这只能证明您主观上无牟利意图，不能直接判定当年的股权登记无效。”
陈岩石盯着他：“在你眼里，我替工人出头维权，也算是一门生意？”
“只要登记在册、形成股权备案，哪怕只有一块钱，也是合法的商业权益。”
老人气得站起来，走了两步，又坐下。他承认自己当年愿意挂名，就是为了能进入股东会、替职工说话。企业负责人说只登记一股，不分钱，不承担实际经营风险。他以为这是给监督一个形式，从没想过多年以后，这个形式会被银行写进质押清单，也会被督导组拿来问利益关系。
“那你们现在想让我怎么做？”
“尽量提供当年留存的相关文件。如果您主动退出股权，也得先完成权属核验，再走正规公司流程，不能单凭口头说辞注销名册登记。”
“我退出了，厂里的职工怎么办？”
“职工的股权，由职工集体自行主张维权。您的一股，无权代表全体职工权益。”
“当年他们是百分百信任我，才推我出头。”
“群众的信任是人情事实，不是法定授权文书。”
陈岩石沉默了。他一辈子相信人和人之间有些承诺比纸更重，可他也查过太多案子，知道所有人出事以后都会说当年只是信任。
孙连城把今天协调会的结果告诉他：银行同意把职工股争议部分从近期资产处置方案中暂列，先处理无争议债务；大风厂需在十五天内提供股东会决议和个人授权。若材料找不到，再通过诉讼或其他法定途径确认。
“银行让步，是因为我今天过来了？”陈岩石问。
“并不是。职工股权属存疑，强行处置会引发后续诉讼纠纷，银行是为了规避自身风险。”
“你就不能变通一句，说我这老头子，多少还有点作用？”
孙连城说：“您当然有用，是您稳住了职工情绪，让各方愿意坐下来协商。但银行的让步必须依托合规理由，不能归因于人情和面子。”
陈岩石哼了一声，脸色却缓下来。
谈话进行到一半，侯亮平带人来了。他没有提前通知，进门后看见陈岩石，便问是否方便一起了解情况。
陈岩石说：“你已经问过孙区长了，还有什么要核实的？”
“想当面确认您这一股股权的由来，以及是否有人借助您的身份，向区里、省里施压干预。”
“我全程都是自己出面，没人借我的名义办事。”
“您对接联系过哪些领导？”
“市区两级相关部门，该反映的我都正常反映了。”
“有没有找过祁同伟？”
“没有。”
“陈海有没有替您出面联络？”
“没有。我还叮嘱过他别插手，他现阶段也不便干预工作。”
“高育良书记、沙瑞金书记，您找过吗？”
陈岩石看了他一眼：“我给沙书记打过电话，谈的是陈海的岗位问题，和大风厂无关。高育良我一次都没找过。”
侯亮平问孙连城：“你能否确认，祁同伟从未以任何方式过问过本次股权处置事宜？”
“我只能确认，我本人从未收到过他的相关指示或过问。”
“公安系统其他人员呢？”
“派出所、分局只负责现场秩序维稳，全程未参与任何股权处置方案的研讨与决策。”
“市里风险调度会之后，有没有人暗中暗示，让我们照顾陈岩石的诉求？”
“没有。”
侯亮平连续换了几种问法，答案始终没有把祁同伟接进来。陈岩石的一股确实存在，老人的影响力也确实存在；但这两件事没有自动通向省公安厅长，更没有通向丁义珍死亡或者山水集团贷款。
“你是不是只肯回答白纸黑字记录在案的东西？”侯亮平问。
孙连城说：“你询问的是我的履职工作，我自然以官方工作记录为准。你让我揣测他人心思、猜测隐性关联，我没有任何依据，无法作答。”
“干部履职，不能只活在纸面材料里。”
“督导调查，也不能只凭主观判断下结论。”
侯亮平把笔放下：“孙区长，你对本次督导核查，始终缺乏基本的配合态度。问风险，你说零事故；问关联，你说无影响；问省级干预，你说无对接。汉东大大小小的问题，到了你这里，全被拆成了互不关联的零散手续。”
孙连城指着桌上的名册、质押清单、值班记录和协调纪要：“我提供了完整的原件目录、时间轨迹和所有经手部门台账。这就是我最大程度的配合。如果你想要的配合，是让我强行把零散事件串联、绑定特定人员，我做不到，也不能乱做。”
陈岩石在旁边听着，忽然说：“亮平，查案要讲证据，不能逼着证据顺着你的猜想站队。”
侯亮平的脸色更冷：“陈老，您是本次核查的关联当事人，不适合评价办案流程。”
“我不评价办案。我只说我这一股的事实。”
询问结束时，侯亮平在工作记录中写：暂未发现祁同伟介入大风厂股权处置的证据；孙连城对非正式协调情况多以“无记录”“不知情”回答，配合态度消极，建议继续核查其履职情况。
孙连城要求把自己提交的十六项材料目录附在记录后面。侯亮平同意了。
陈岩石离开区政府前，又问那一股到底算不算他的。
孙连城说：“一切等原始文件核实结果。”
“要是原件永远找不到呢？”
“那就由有权部门依据现有证据依法判定。裁决看的是材料和证据，不是资历和人情。”
陈岩石没有生气。他把复印件折好装进口袋：“你这句话说得对。包括亮平查案，也该如此。”
电梯门关上以后，孙连城回到办公室，发现督导组的记录摘要已经先一步发给市里。标题不是“大风厂股权核验”，而是“光明区主要负责人配合督导情况”。
市里分管副市长随后打来电话，让他注意态度，不要在督导组面前“只讲技术问题”。孙连城把今天回答过的事项重新报了一遍，问哪一项属于技术借口。副市长没有指出具体事项，只说中央督导时期，态度本身也是政治。
“那就请领导列明我需要补充的具体事实。”孙连城说。
“你怎么还是这种生硬的说话方式？”
“补充事实、完善材料，我可以立刻安排落实。但端正态度这种抽象要求，我不知道该如何执行。”
电话挂断后，他召集国资、市场监管、司法部门和银行代表，把一元股争议拆成四张任务单。工商档案由市场监管部门核；企业原始决议和财务凭证由国资专班找；质押授权由银行举证；陈岩石个人材料由本人自愿提供。每张单都有期限，也都注明查不到时必须写明检索范围，不能只写“无”。
法律顾问问：“督导组已经定性您配合度不足，这个时候还按原有流程核查，会不会让处境更被动？”
“换任何工作方法，找不到的原件，依旧找不到。”
“要不要先出具一份倾向性处置意见，缓和一下局面？”
“只出阶段性结论：现有材料，既无法确认股权有效，也无法彻底排除争议。不能为了迎合态度、应付检查，把未知事实强行定论。”
四张任务单从打印机里吐出来，分别送往市场监管、国资专班、银行和陈岩石本人。督导组摘要上的“配合不够”压在文件夹最上面，下面则是四个经办人、四个期限和四种查不到时也必须说明的检索范围。
孙连城让秘书把摘要也归进去，没有要求删掉。十五天后复核时，四个经办人要分别说明完成了什么、还缺哪一项；原件若仍找不到，缺口就按任务单上的经办人逐项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