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丰投资收到正式调取材料通知时，赵瑞龙正在南方。
秘书把扫描件发过来，只在后面加了一句：“要您本人回来吗？”
赵瑞龙看了通知三遍。
要的材料很具体。
南湾项目顾问协议原件及审批流程。
项目期间瑞丰与海城发展资金往来。
瑞丰内部关于南湾项目的投资、收益安排和主要会议记录。
赵瑞龙本人在相关时间段参与项目决策的情况说明。
没有写“涉嫌”。
也没有写“立案”。
可最后一项已经不是公司法务自己能回答的。
他给律师打电话。
律师只问：“材料在不在？”
“在。”
“有没有删过？”
“没有。”
“那先按原件整理。”
“他们现在是不是已经把我当对象了？”
“你是材料核验对象，这个不用猜。是不是案件里的什么身份，要看正式程序。”
赵瑞龙不喜欢这种答案。
“我问你风险。”
“最大的风险是你现在自己先把几年商业行为重新解释一遍，然后口径和原始材料打架。”
“那什么都不解释？”
“问什么答什么。对材料不确定就说不确定。别补故事。”
这句话让赵瑞龙想起丁义珍。
过去他最看不起丁义珍的一点，就是这个人在外面以后越来越会说“不确定”。
现在律师也让他这么说。
赵瑞龙没有当天回汉东。
南方项目还有一场已经约好的股东会，他照常开完。第二天才回省城。
公司法务已经把南湾项目的纸质档案搬进会议室。
顾问协议原件在。
海城发展支付过三笔顾问和收益款。
两笔在项目正式取得以后，一笔在后续商业资产达到约定出租率以后。
总额不小。
但都走公司账，也开了发票。
律师问：“赵总，这个项目你当时到底参与到哪一步？”
“我看过。”
“看过什么？”
“顾问协议。收益条款我批的。”
“跟丁义珍联系呢？”
赵瑞龙看着桌面。
“打过电话。”
会议室里几个人都停了。
律师问：“记得内容吗？”
“记得个大概。”
“说。”
“问项目为什么一直拖。说海城那边融资有压力，条件能不能按市场做，不要一条付款节奏卡死。”
“有没有要求他改成分期？”
“我可能提过分期更合理。”
“有没有提瑞丰自己的收益？”
“没有。”
“有没有告诉他瑞丰和海城有协议？”
赵瑞龙想了一会儿。
“不记得。”
律师没有替他写“没有”。
只在笔记上标了“不记得”。
下午，三姐来了。
不是赵立春让她来的。
她自己知道正式调取已经到公司。
“爸问你准备怎么做。”
“按律师意见交。”
“需要家里什么？”
赵瑞龙看她：“这次这么主动？”
“我是问需要什么，不是说一定给。”
“公司几笔老贷款后面可能会被银行问。”
“已有合同该履行的履行。新的担保没有。”
“又是这句。”
“本来就没变。”
赵瑞龙靠在椅背上：“如果银行因为这次调查收紧呢？”
“那是你公司的风险。”
“家里就这么看着？”
“爸说了，合法该帮的可以帮。什么叫合法该帮？律师、会计、已有合同责任。不是因为你被查材料，就让家里另外拿一笔信用替你顶。”
赵瑞龙笑了一下，笑得很冷。
“现在倒分得真清。”
三姐看着他：“不是现在才该分清。”
两个人都没有再说。
公司项目负责人中间问过一句：“当年南湾接触过的人不少，要不要先把大家叫到一起，把时间顺序对一遍？”
赵瑞龙抬头：“对什么？”
“怕以后各说各的。”
“各说各的就各说各的。谁记得什么说什么。”
负责人有点犹豫：“万一时间对不上——”
“那就说记不准。”赵瑞龙看着他，“现在谁敢替别人把话统一了，才是真给自己找事。”
律师坐在旁边，没有插话。
负责人出去以后，律师才说：“这句是对的。”
赵瑞龙脸色不太好看：“我还没蠢到这个时候去教别人怎么说。”
真正先动的不是银行。
是海城发展。
对方董事会收到核查通知以后，要求瑞丰确认当年顾问协议是否存在未披露的政府关系安排。瑞丰法务按原合同回复，没有补任何政治说明。
海城董事长却亲自给赵瑞龙打了电话。
“瑞龙，我先说，不是要跟你翻脸。”
“那你说。”
“南湾那份协议，我们公司留档都在。该给的我会给。”
“应该。”
“当年你给丁义珍打电话的事，我不知道。”
“我也没让你知道。”
电话那边静了一下。
“这句话以后别这么说。”
赵瑞龙脸色沉下来：“什么意思？”
“我说事实。合同是合同，电话是电话。你别让外面觉得我知道你去找过市里。”
“你觉得我在拖你？”
“我觉得现在最好谁做过什么谁自己说。”
过去海城董事长不会这么跟他说话。
至少不会这么快。
赵瑞龙握着电话，过了几秒才说：“行。”
对方又补了一句：“后面如果调查问我们，我按公司记录答。”
“你还想按什么答？”
电话挂断。
秘书进来时，看见赵瑞龙站在窗边。
“海城那边？”
“嗯。”
“要不要把合作先停一部分？”
赵瑞龙转过头：“为什么停？”
“怕他们后面——”
“合同能做就做。”
秘书没敢再说。
赵瑞龙把手机扔回桌上。
这次真正让他不舒服的不是调材料。
是一个跟他合作十多年的人，第一次在调查刚开始时就先把“你做的”和“我知道的”切开。
赵瑞龙那通电话，最终找到了一个旁证。
不是通信录。
是丁义珍办公室当年的来电登记习惯。
他秘书每天会把需要回拨、需要另行处理的电话记在纸质工作簿上。大部分只是名字和事项，很多页已经找不到。南湾项目条件调整前八天的一页还在京州市档案移交材料里。
上面有一行：
“赵总，南湾项目，回电。”
没有全名。
没有内容。
更没有谁要求谁改条件。
可时间能对上。
调查人员又去找当年那名秘书。
人已经调到外地一个事业单位任职。
他看到复印件以后确认字是自己写的。
“赵总是谁？”
“当时我写赵总，一般就是赵瑞龙。”
“为什么不写全名？”
“每天电话太多，自己看得懂就行。”
“丁义珍回了吗？”
“这种我会提醒。回没回我真记不住。”
“南湾项目聊什么？”
“不知道。我只负责记电话，不会站在领导旁边听。”
仍然没有通话内容。
秘书工作簿把那通电话从丁义珍单方记忆往前推了一步。侯亮平在事实表上只把“联系发生”改成已有旁证，通话内容仍然保留双方说法差异。
年轻检察官看他改完，问：“现在能不能申请直接找赵瑞龙核一次？”
侯亮平第一反应是：“我去。”
话出口，办公室里静了一下。
分管领导正好从门口进来，听见最后两个字：“你去哪儿？”
侯亮平顿了一下：“如果需要谈赵瑞龙，我熟前面材料。”
“承办组会决定谁去。”
“我只是说我可以。”
分管领导看着他：“可以和该不该，不是一回事。”
这句话很熟。
侯亮平脸色还是沉了几秒，最后把申请表推回去：“行。那我把事实表做完。”
分管领导走后，他没有把那张空白申请表扔掉，只折了一下，压进任务单后面。现在填只会被退回来。等这张事实表做完、后续人员重新确定时，他还会再看一次。
真正让南湾项目再往前走的是海城发展自己的董事会记录。
当年招商条件第一次谈崩后，公司内部开过一次临时会。会议纪要里写得很明确：如果土地价款支付条件不能调整，项目将暂缓；瑞丰投资承诺继续协助与地方沟通融资和项目条件。
“协助与地方沟通”几个字很宽。
瑞丰提交的内部材料里又找到一封项目周报，写着：“地方沟通由赵总继续推进，海城侧暂不另行增加政府接口。”
这封周报不是赵瑞龙写的。
但它至少说明，在海城公司内部认知里，赵瑞龙确实承担了地方沟通角色。
田国富拿到周报后，态度一下变了。
“现在还只是普通商业顾问？”
季昌明说：“现在可以明确核他有没有利用特定关系为自己利益推动行政条件变化。”
“立案呢？”
“先看有没有达到具体涉嫌犯罪的事实和证据。不能因为‘地方沟通由赵总推进’六个字，直接选罪名。”
田国富皱眉：“你们检察机关现在是不是都跟侯亮平学会说半句了？”
季昌明看他：“他以前要是早学会，大家都省事。”
祁同伟没有参加这次业务判断。
政法委只收到一份接口情况：南湾项目核查范围已从企业合同扩展至赵瑞龙本人参与地方沟通的事实，公安和检察均认为需要继续核实；暂未形成刑事结论。
董建川送进来时问：“要不要听更细？”
“不用。”
“田书记那边可能会推进干部线。”
“有具体干部事实再报。”
“丁义珍呢？”
“追逃口管。”
董建川点头，把材料收走。
祁叫住他：“北湖跟南湾现在有没有同一个党政干部？”
“没有。”
“同一个商人？”
“卢世海没进南湾，瑞丰和海城也没进北湖。”
“那就别为了好看，把两条并成一个‘赵瑞龙项目网’。”
“明白。”
董建川出去以后，祁靠在椅背上坐了一会儿。
他并不替赵瑞龙轻松。
恰恰相反。
没有同一批公司、没有同一批干部，赵瑞龙却在第二个项目里直接出现，事情反而更麻烦。
但这只是他的判断。
他没有写进任何工作意见。
同一天晚上，赵立春第一次单独叫赵瑞龙回家。
三姐不在。
赵瑞龙进门时，桌上摆着瑞丰交出去的材料副本。
“你给丁义珍打过电话？”
“打过。”
“为什么上次不说？”
“上次您问的是我跟丁义珍现在有没有联系。”
赵立春看着他：“你现在跟我玩字？”
“我没觉得当年一个项目电话需要单独报。”
“现在呢？”
赵瑞龙没有答。
赵立春把海城那份顾问协议推过去。
“你有收益。”
“正常合同。”
“我没说合同不正常。”
“那您到底想问什么？”
“你当年给一个分管市领导打电话，谈的是一个你自己有收益的项目。你觉得家里应不应该知道？”
“做生意的人找政府沟通项目就是有问题？”
“我问你应不应该知道。”
赵瑞龙烦了：“我四十多岁做自己的生意，每个电话都得向家里报？”
“当然不用。”
“那还问？”
“因为你最近已经两次瞒着家里去碰丁义珍。”赵立春说，“现在历史项目又出现你自己觉得‘没必要说’的事。我要重新判断，以后家里还能不能让你代表共同利益出去说话。”
这句话终于落到真正的权力上。
不是钱。
是赵瑞龙过去在家里默认拥有的那层“我说话别人知道背后是谁”。
赵瑞龙脸色变了。
“您要收我的什么权？”
“家里共有项目、共同企业、共同融资，对外需要表态的，由你姐或者律师统一。”
“以前我谈的呢？”
“你自己公司的你自己谈。”
“跟家里交叉的？”
“以后不能你一个人代表。”
“因为一个南湾？”
“因为我现在不知道还有多少个你认为不值得说的南湾。”
赵瑞龙站起来。
“您是不信我了。”
赵立春没有安慰他。
“我现在信你会先按自己的判断处理，再决定告不告诉家里。”
这比“不信”更难听。
赵瑞龙站了几秒，最后说：“行。”
他走到门口，赵立春又叫住他。
“瑞龙。”
赵瑞龙没回头。
“别再碰丁义珍。”
“知道。”
门关上以后，赵立春一个人坐在客厅里。
这一次，他没有再觉得儿子只是脾气大、做事冒进。
他真正开始把赵瑞龙当成一套需要单独计算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