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中间人也没有再主动联系。他保存着自己向赵瑞龙传递回国消息的记录，也保存着赵瑞龙追问城市和要求提供联系窗口的记录。赵瑞龙不肯给他新的钱和保护，他便停止提供新消息。花斑虎掌握的是赵瑞龙私下下令和任务执行的事实，境外中间人掌握的是赵瑞龙何时得知丁义珍回国动向；两个人都没有足以自动证明整条命令链的完整证据，却都知道赵瑞龙欠着自己一笔无法轻易抹掉的账。
贺明川给祁同伟发来一条消息：“以后不用替我考虑了。” 祁同伟看了很久，没有回复。他知道这句客气话已经把多年关系收了回去。他有一瞬间想解释自己为什么没有推动，却明白解释只会再次把已经作出的选择变成讨价还价；他把手机放回桌面，没有回复，也没有删掉那条消息。
另一边，赵瑞龙的桌上放着花斑虎的旧债催告、共同平台退回的补充材料通知，以及境外中间人没有再追问的那条旧消息。他没有拿起电话。他知道再打给三姐没有用，打给父亲只会让共同资源进一步收紧；而花斑虎已经把债务催告送到了他的个人公司，不能再用赵家的名义拖过去。
他把那几份材料分别放进不同的文件夹，没有锁进同一个抽屉。他把东西分开，是不愿让它们在同一张桌面上连成一条线。只要分开，他还能逐件处理；一旦合在一起，他就得承认自己已经同时欠着花斑虎、境外中间人和共同平台的账。
祁同伟办公室里，内线电话响了两次，秘书才接起来。 组织部门干部处的熟人没有问他最近忙不忙，只说常务副厅长的人选已经定了，组织部门正在回看人选比较前后的接触情况，想确认祁同伟办公室当时有没有讨论过把贺明川的情况送组织部。秘书听出对方话里有话，先问这是谁的意思。对方说不是正式征求意见，也不是已经形成的材料，只是干部处按人选比较程序核对相关接触情况。
秘书握着听筒，目光落在桌上那本旧工作记录上。那通电话是他接的，贺明川在电话里没有绕弯子，问的是常务副厅长空缺，也问祁同伟是否愿意在组织征求意见时替他说一句。祁同伟当时没有答应，后来他问要不要把情况送组织部，祁同伟又明确说了“不要”。秘书知道完整经过，也知道如果把最后那句话写进去，外面就不会再把这件事当成祁同伟仍在安排公安厅人事的线索。
“你问这个做什么？”秘书说。
“只是想把人选比较前后的接触情况核清。陈湛已经去了公安厅，组织上想把旧关系理一理。”
秘书没有马上回答。他问对方，自己如果把情况补充清楚，是否会有人知道是他提供的。对方说，如果他愿意把情况写下来，可以不署名，组织部门只会按线索处理，不会因为一份情况反映就追究谁。秘书听完，心里反而更不踏实。他想要的是一条能让自己在新格局里留下来的路，却又怕这条路把自己暴露在祁同伟面前。对方没有承诺岗位，只保证材料会转交；他明白自己没有拿到保障，但也不甘心继续等别人决定自己的去向。可他已经把自己放到了这一步，只能继续赌。
电话挂断后，他没有立即写材料。他先把那几天的工作记录翻出来，确认通话时间、贺明川来电的转接记录，以及自己后来问祁同伟是否把情况送组织部的时间。翻到祁同伟回答“不要”的那一页时，他停了片刻，知道自己若把这句话写进去，材料就只剩一段普通的工作询问。他告诉自己，前两件事确实发生过，自己没有捏造；可他也清楚，删掉拒绝会让别人得出更重的判断。最后他只写了两段话：贺明川曾在常务副厅长空缺后私下联系祁同伟；祁办公室曾讨论是否将其情况送组织部门。至于祁同伟明确回答“不要”，以及祁后来没有替贺明川推动人选，他没有写。
他把材料交给那名干部处熟人时，没有要求对方保证什么，只说自己不想因为一件旧事被误认为仍在替原来的关系网办事。说完这句话，他自己也听出了其中的遮掩：这既是澄清，也是在主动证明自己能提供内部信息。对方没有答应给他安排岗位，只说会按程序转交。秘书知道自己没有拿到承诺，却觉得至少把自己从一个被动等待安排的人，变成了一个能向新格局递出信息的人。
干部处收到材料后，负责省直副厅级干部材料的工作人员先核对了人选比较的时间。他不愿让一份来源不明的材料左右人选，也担心自己若压下不报，日后被追问时说不清为什么没有留下记录。材料里没有正式文件，也没有新的组织谈话记录，不能作为结论；但两处细节都来自祁同伟办公室内部，若压着不报，日后有人问起，他也解释不清。于是他把情况反映转给分管领导，注明来源不明、内容待核。分管领导在与田国富沟通公安厅人事和信息汇报机制时，顺带提起这条线索。田国富没有追问材料是谁写的，只把它记在心里。
田国富在与高育良沟通公安厅汇报边界时，提到组织部门收到一份来源不明的情况反映，内容涉及贺明川曾联系祁同伟办公室。田国富只说了材料里保留的两处细节，没有交出原件。高育良听出这条线索足以在专题碰头会上制造压力，才把消息转给祁同伟。
高育良没有把材料全文拿给他看，只复述了里面最关键的两句话。祁同伟听完，脸上没有立刻显出怒意，先把那两句话在脑子里重新排了一遍。最刺他的，是材料里保留了秘书的提问，却没有自己的拒绝；这说明对方知道完整谈话，也知道哪一部分最适合拿出去。他压住了立刻叫人查问的冲动，先问：“谁知道秘书问过我这句话？”
“你和秘书。”高育良说，“如果当时还有旁人在场，那就不止两个。”
“当时没有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