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记返城知青的地方，设在街道办的一间偏厦子里头。
那屋子原来是堆扫帚铁锹的杂物间，腾出来临时支了张桌子。
王简到的时候，门口已经排了十几号人。
都是年轻后生，有的穿洗得发白的军褂，有的跟他一样裹着打补丁的棉袄。
每个人手里攥一个牛皮纸档案袋，里头装着从插队地方开回来的证明——公社盖的红章，大队盖的红章。
有的章盖得歪歪扭扭，有的印泥淡得跟兑了水似的。
没人说话。
十几号人安安静静贴着墙根站着，像一排在风里站久了的杨树。
偶尔有人咳嗽一声，动静很快就咽回去了。
刚从农村回来的人都有这习惯，不声不响，不争不抢，像是还没从那种日头底下闷头干活的状态里缓过劲儿来。
王简排在最末尾，把手往袖子里拢了拢，十一月的京城，太阳照在身上没一丝暖和气，光剩下晃眼。
偏厦子的门开了道缝，里头传来翻纸张的沙沙声和圆珠笔划拉的动静。排在前头一个戴眼镜的青年回头瞅了他一眼。
“同志，你也刚回来的？”
王简点了点头，眼镜青年推了推鼻梁上的镜架，那镜片厚得跟啤酒瓶底子似的。
他压低了声音问：“我听说了，现在根本没有工作可以安排，只能等了。”
“你问过了？”
“我昨天问过了。”眼镜青年的喉结滚动了一下，“现在连环卫工的工作都没有。”
他说这话的时候，嘴唇在发抖，不是冷的那种抖，是憋了好大劲儿还是没憋住的那种。
王简看见他手指头在档案袋上掐出了几道白印子。
门开了，出来一个，进去一个，出来的人脸上都没什么表情。
不是平静，是那种把什么东西全压在皮肤底下的状态——压得太瓷实了，反倒什么都看不出来了。
轮到王简的时候，快十一点了。
偏厦子里头比外头暖和不到哪儿去，一张三屉桌，一把木椅子，桌上摞着两叠档案袋——一叠高，贴着红标签；一叠矮，贴着蓝标签。
标签上是毛笔字，红的写“已安置”，蓝的写“待安置”。
桌后头坐一个四十来岁的女干部，短发，灰布外套，袖口磨得起了毛。
面前摊着一张表格，格子里填着密密麻麻的字，她抬起头看了王简一眼，目光在他那件薄棉袄上停了一下，然后挪到脸上。
“资料。”
王简把档案袋递过去。女干部抽出里头的东西，一张一张翻。
公社的证明，大队的鉴定，户口迁移证，粮油关系转移单。翻到最末一张的时候，手停了。
“什么时候回来的？”
“刚回来。”
女干部没说话，从抽屉里摸出一支圆珠笔，在登记表上写了一行字。
笔尖划拉纸张的声音，在这间安静的小屋子里格外扎耳朵，沙沙的，跟冬天的风刮过干草一个动静。
“现在没有工作可以安排，你就不要想了，有关系找找关系吧。”她语气平平的，既不安慰也不惋惜，跟说一件天气似的平常事一样。
王简没回答，脑子里冒出来的不是黑龙江的田垄和锄头，是另一个时空里自己写过的一段东西——主角重生回八十年代，头一件事就是靠着后世的知识碾压高考，数学满分，全省状元，清华北大抢着要，自己现在呢，找个环卫工的工作都不行。
他还记得当时评论区有条留言：“作者你写得太假了，五年没碰书本的人，就算有后世记忆，公式定理你背得出来吗？”他回了一句：“小说嘛，别太较真。”
行，现在老天爷跟他较了个真。
五年的农活，五年的风霜雨雪，五年的柴米油盐，学习这玩意儿，不是你想捡就能捡起来的。
女干部把他的登记道连同其他材料一块儿放回档案袋，在封面上盖了个蓝章——“待安置”。
“先回去等着，”她说，“有临时工的指标会通知你。”
“麻烦问一句，大概得等多久？”
王简有点儿不死心的问了一句。
女干部抬起眼皮看了他一眼，这一眼里头有点东西，不像是公事公办的敷衍，更像是一个在街道办坐了十几年的人对这座城市底色的了然。
“小伙子，五十万人呢。”她把档案袋推到桌边，“五十万张嘴，五十万双手，都得安置。你前头排着的，去年回来的还没安排完。”
王简拿起档案袋，站起来，走到门口的时候。
王简转过身，女干部已经低下头看下一份材料去了，好像那句话不过随口一提。
他没再说什么，推门出去。
外头又多了七八个人，队伍比刚才更长了。
眼镜青年还没走，蹲在墙根底下，把一张报纸摊在膝盖上，一个字一个字地看。
太阳光照在那俩厚镜片上，反着一片白光，看不清他眼睛里什么表情。
王简从他身边走过去的时候，听见他在那儿喃喃自语：“二十八……二十八……”
街道办的院子里种了一棵槐树，叶子早掉光了，光秃秃的枝丫伸向灰蒙蒙的天。
树底下停一辆二八自行车，车把上挂一个网兜，网兜里装一个铝饭盒。
不知道是谁的，就那么孤零零挂着。
王简在槐树底下站了一会儿。
待安置。
他把这三个字在脑子里过了一遍，然后一个一个地放下了。
像把三块石头沉进水里，水面晃了晃，很快平了。
不是不在乎，是没必要在乎。
因为他脑子里装着无数知识，一整个时代的走向——哪年伤痕文学兴起，哪年改革文学登场，哪年寻根文学冒出地表。
卢新华的《伤痕》明年就会在《文汇报》上发出来，刘心武的《班主任》前年已经拿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接下来是张贤亮、从维熙、冯骥才……一个接一个的名字，一篇接一篇的作品，会在往后几年里接连炸响，跟一串早就埋好的鞭炮似的，只等时间这根引线烧到头。
他写了那么多年年代文，这些资料翻来覆去查过多少遍。
哪篇作品发在哪年哪月，哪个作家靠哪一部成名，哪些题材会在哪一段成为热点——这些东西，对2026年的他来说不过是写小说的素材库，对1979年的京城来说，却是还没发生的将来。
“王简！”
李秀英站在街道办门口，手里拎一个布兜，里头装俩铝饭盒。
她大概是趁午休过来的，围巾都没顾上系好，被风吹得在脖子上翻卷着。
王简走过去。
“咋样？”李秀英问。
“没戏”
李秀英的嘴唇抿了一下。那条抿成一条线的嘴唇，王简太熟了。
从小到大，母亲但凡碰上难处，嘴唇就会抿成这个样——不是委屈，是在心里头盘算。
盘算家里的粮票还够不够，下个月的工资怎么花，两间筒子楼里怎么再挤出一个铺位。
盘算了半天，她开口了：“要不……先找个临时工干着？”
跟他脑子里预演过的一模一样，王简差点笑出来。
当然不是真的笑，是心里头涌上来一股说不清的东西。
在另一个时空，很多年代文都有这个剧情，不过是照着套路推进剧情——主角落榜，家人劝找临时工，主角平静接受，因为心里有底。
现在他站在1979年的京城，站在一棵掉光叶子的槐树底下，听着母亲说出这句台词。
原来“心里有底”是这种感觉。不是胸有成竹的狂妄，也不是穿越者的优越感。
是你在最深的井底，仰头看见了一颗星星。
那颗星星还离得很远，光也很弱，但你知道它是真的。
因为它来自你的眼睛，来自你脑子里那些还没被写出来的东西。
“妈，”王简接过她手里的布兜，“临时工的事不着急。”
李秀英抬头看他。
“我心里有数。”
李秀英盯着他瞅了好几秒。这个在街道办干了大半辈子的女人，什么样的年轻人都见过。
返城的知青她见多了——有的颓了，有的急了，有的还在做梦，有的已经认了命。
可她的儿子站在她跟前，脸上没有颓，没有急，没有做梦的狂热，也没有认命的灰败。
是一种她看不太懂的平静。
“你心里有什么数？”她问。
“先不说，”王简把布兜挎到肩上，“等做成了再说。”
李秀英张了张嘴，最后没追问。她把围巾重新系好，转身往街道办里头走。
走了两步，又回头看了一眼。
王简已经背着布兜往家属院的方向走了。
背影在人行道上越来越小，棉袄的下摆被风掀起来，帆布包在背上一颠一颠的。
十一月的太阳光落在他肩膀上，薄薄一层，像撒了层金粉似的。
李秀英收回目光，推开了偏厦子的门。
里头女干部正整理档案袋，见她进来，站起来叫了声“秀英姐”。
“刚才那个，我儿子。”李秀英说。
女干部愣了一下，低头瞅了瞅桌上还没顾上归档的那份档案，封面上盖着蓝章，“待安置”仨字还没干透。
李秀英没接话。她拿起儿子的档案袋，抽出那张登记表看了一会儿，就把登记表塞回去，档案袋放回桌上。
“待安置就待安置吧，”她说，声音不大，“这孩子从小主意正。”
女干部没听懂这句话的意思。李秀英也没解释。
她整了整灰布外套的领子，推门出去，回自己那间办公室。
走廊里经过一扇窗，她往外头瞅了一眼。
王简已经走远了，槐树底下就剩那辆二八自行车，车把上的网兜还在风里轻轻晃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