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下午。
红星轧钢厂，保卫科。
天阴沉沉的，铅灰色的云块压在厂房顶上。
办公室里没开灯。
贺骁坐在办公桌后面，手里捏着半截大前门。
烟头忽明忽暗。
桌上的白瓷烟灰缸里，已经摁灭了三四个烟蒂。
“砰。”
木门被人从外面用力推开。
冷风夹着一股汗酸味卷进屋里。
赵铁柱一步跨过门槛。
他头上戴着的那顶破线帽歪到了一边。
脑门上全是汗，顺着脸颊往下淌，在煤灰脸上冲出两道白印子。
他反手一把将门推上。
“咔哒”一声，落了锁。
赵铁柱大口喘着粗气，胸膛剧烈起伏。
他快步走到桌前。
腋下死死夹着一个鼓囊囊的牛皮纸袋。
“科长。”
赵铁柱嗓子发干，声音压得很低。
他把牛皮纸袋放在桌面上。
手背胡乱抹了一把脸上的汗。
“查到底朝天了。”
贺骁没说话。
他把抽了一半的烟头按进烟灰缸。
火星子嗞啦一声灭了。
他抬起手，指了指桌角那个白搪瓷缸。
赵铁柱没客气。
端起搪瓷缸，仰起脖子。
“咕咚咕咚。”
大半缸凉水灌进喉咙，有几滴漏出来，砸在领口上。
他用袖子擦了擦嘴。
“陈所长那边够意思。”
赵铁柱缓过一口气，指着桌上的牛皮纸袋。
“他拿了市局的条子，带我下了一趟档案馆的底库。”
“那地方全是建国前的旧档，发霉的味儿能把人熏个跟头。”
“我们俩翻了整整六个钟头。”
贺骁伸手。
扯开牛皮纸袋上缠着的白棉线。
纸袋口散开。
一股陈旧的霉味混着樟脑丸的刺鼻气味飘了出来。
里面装着两份档案。
一份薄，一份厚。
纸张全泛着黄。
贺骁抽出上面那份薄的。
封皮上印着“四九城东城区户籍底册”。
年份是，一九五零年。
“这是那老太婆现在的档案。”
赵铁柱凑近半步，手指点在纸面上。
“全是糊涂账。”
“科长，您翻开看户籍迁入那一页。”
贺骁翻开泛黄的纸页。
纸张很脆，发出轻微的沙沙声。
上面贴着一张黑白的一寸免冠照。
照片上的聋老太太比现在年轻些，但那双三角眼里的精光一模一样。
姓名一栏填着“无”。
只写了夫家姓聋。
成分一栏，盖着个红戳：“烈属”。
“看担保人。”赵铁柱提醒。
贺骁目光下移。
底部的担保人签字处，写着三个字：王建国。
后面盖着区街道办的公章。
“这个王建国是谁。”贺骁问。
“五零年东城区的一个干事。”
赵铁柱冷笑一声。
“但他在五一年冬天，下乡查粮的时候失踪了。”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按因公殉职销了户。”
贺骁的手指停在“王建国”三个字上。
指腹在粗糙的纸面上摩挲了两下。
“死无对证。”
“对！”
赵铁柱一拍大腿。
“老太婆的户口，就是五零年年底突击办的。”
“除了王建国这个死人的签字，没有任何旁证材料。”
贺骁继续往下看。
履历一栏写得很满。
自称一九三五年在陕北给红军缝过草鞋。
一九四零年在根据地做过后勤。
贺骁盯着这几行字。
扯了一下嘴角。
他抬起头，看着赵铁柱。
“陕北。”贺骁开口。
“一九三五年。红军刚到吴起镇。”
“那时候的草鞋，全是当地老乡用马兰草编的。”
贺骁修长的手指敲了敲纸面。
“四九城的人，连马兰草长什么样都没见过。”
“她去陕北缝草鞋？”
赵铁柱一愣。
他挠了挠头上的破线帽。
“我光觉得不对劲，还没您这见识。”
“陈所长也说这履历扯淡。”
“这种给部队做过贡献的，档案里必须有老战友的联名证明。”
“最少得有两个连级以上干部的签字。”
赵铁柱手指在档案上戳了戳。
“她这份，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
“就凭着一张嘴，加上一个失踪干事的章，硬生生把烈属的皮披上了。”
贺骁合上这份薄档案。
把它推到一边。
目光落在纸袋里那份厚重的文件上。
封皮是黑色的，边角磨得起了毛边。
“那是陈所长从死档里刨出来的。”
赵铁柱的声音更低了，透着股兴奋的狠劲。
“抗战时期，伪满洲国留在四九城的户籍和宪兵队杂役花名册。”
“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五年的底档。”
贺骁伸手，把黑皮花名册拽了出来。
很沉。
翻开第一页。
上面印着昭和年份的日文，旁边配着中文翻译。
“翻到第七十五页。”赵铁柱说。
贺骁直接往后翻。
纸张间飘出一小撮灰尘。
七十五页。
这是一张人员登记表。
右上角没有照片，只有一个右大拇指的指纹印。
姓名：张桂兰。
年龄：四十一岁。（按年份推算，现在正好快八十。）
籍贯：河北保定。
职务：日本宪兵队第三小队，后勤帮佣。
贺骁视线往下扫。
在“体貌特征”那一栏停住。
“身高四尺三寸。”
“缠足，三寸金莲。”
“左耳垂后侧，有一块铜钱大小的烫伤疤痕。”
“右手小拇指，缺一截指节。”
贺骁的呼吸停了一瞬。
手背上的肌肉瞬间绷紧。
四合院里那个成天杵着拐杖的聋老太太。
身高不过一米五出头。
脚上常年穿着一双特制的尖头小布鞋，走起路来颤颤巍巍。
正是缠过足的标志。
至于右手小拇指。
贺骁脑子里闪过几天前在后院夺拐杖的画面。
他当时一把攥住拐杖头。
老太太双手死死抓着拐杖往回抽。
贺骁闭上眼，画面在脑海中定格。
老太太枯树皮一样的手背。
右手。
小拇指的最前端，光秃秃的。
没有指甲。
缺了整整一截指节！
“对上了。”
贺骁睁开眼，吐出三个字。
赵铁柱猛地点头，咽了口唾沫。
“陈所长拿着放大镜比对的指纹。”
“虽然五零年那份档案上的手印糊了，但纹路走向基本一致。”
“科长，这老太婆根本不是什么烈属。”
“她是个汉奸！”
贺骁手指压在“宪兵队”三个字上。
指甲因为用力，泛着青白。
纸面被压出一个深深的凹痕。
“帮佣。”贺骁冷笑。
“宪兵队是什么地方。”
“杀人如麻的特务窝。”
“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国女人，能在里面安安稳稳干四年帮佣？”
赵铁柱从兜里又掏出一张薄纸。
递到贺骁面前。
“陈所长查了当年的宪兵队内部卷宗。”
“这女人不光是洗衣服做饭。”
“她负责去胡同里收泔水，借着这由头，到处听墙角。”
赵铁柱咬着牙，腮帮子鼓了起来。
“卷宗上记着。”
“一九四三年，她向日本军官举报了城南的一个地下联络站。”
“宪兵队当天夜里包围了院子。”
“四名地下党被抓，连个全尸都没留下。”
贺骁拿着那张纸。
纸很轻，但在他手里像一块铅。
当年他父母死于一场莫名其妙的火灾。
街道办说是意外。
但老太太昨晚塞进门缝的纸条上写着：
“你爹妈当年怎么死的，只有我知道。”
贺骁胸口像塞了一把冰碴子。
一股寒意顺着脊椎骨直冲后脑勺。
潜伏。
长达十几年的潜伏。
借着四九城解放初期的混乱。
找了个替死鬼干事，洗白了档案。
摇身一变，成了满门忠烈的红军家属。
在四合院里倚老卖老。
装聋作哑。
把易中海当枪使，把傻柱当打手。
稳稳当当地做着红星四合院的老祖宗。
吃着国家发给烈属的定补粮。
连街道办逢年过节都要提着东西上门慰问。
贺骁猛地合上黑皮花名册。
“啪！”
一声闷响。
震得桌上的白瓷烟灰缸跳了一下。
烟灰散了一桌子。
屋里的温度仿佛降到了冰点。
赵铁柱下意识地往后退了半步。
贺骁坐在椅子上。
没动。
但他身上的军大衣无风自动。
一股从尸山血海里带出来的浓烈杀气，瞬间填满了整间办公室。
那双深邃的眼睛里。
杀机毕露。
没有半点掩饰。
这种手里沾满同胞鲜血的汉奸特务。
千刀万剐都不为过。
她居然还敢大言不惭地塞纸条，威胁自己。
贺骁站起身。
椅子腿在水磨石地面上刮出刺耳的摩擦声。
他一把抓过桌上的牛皮枪套。
大拇指挑开暗扣。
抽出54式手枪。
退出弹匣，看了一眼里面压得满满的黄铜子弹。
“咔哒。”
弹匣重新推入枪膛。
清脆的金属撞击声，在屋里异常响亮。
贺骁把手枪插回腰间。
扯过椅背上的武装带，咔嗒一声扣在腰上。
“铁柱。”
贺骁开口，声音像裹着冰碴。
“叫上大锤。”
“把院里所有带枪的兄弟全叫上。”
赵铁柱挺直腰板，双脚并拢。
“是！”
“去四合院。”
贺骁抓起桌上的牛皮纸袋，大步往门外走。
“今天，把这老鬼的皮扒下来。”
两人刚走到门边。
贺骁的手已经搭在了木门的黄铜把手上。
“铃铃铃——”
“铃铃铃——”
办公桌上。
那台黑色的摇把电话突然尖锐地响了起来。
铃声急促。
像催命的铜锣，刺破了屋里的肃杀。
贺骁动作一顿。
他转过头。
看着那台不断震动的黑色电话。
这个号码，只有厂办和军区知道。
平时十天半个月都不会响一次。
铃声还在疯狂地叫唤。
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贺骁松开门把手。
转身。
三步跨到办公桌前。
一把抓起黑色的胶木听筒，贴在耳边。
“喂。”贺骁出声。
听筒里传出杨厂长急促的声音。
带着明显的喘息。
“贺骁！来趟厂办！”
“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