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帐汗国现在推行的历法，是刚建帐的时候，以元朝《授时历》为基础，进行改编的。
而且，这个改编，其实也就是做一些名称的本地化，把一月改成雅努斯之月什么的。毕竟那会儿，紫帐汗国的文治水平，也不足以做什么。
不过，授时历其实也比较早了。这部立法还是元初制作的，当时元朝刚刚灭掉南宋，忽必烈就命令许衡等人，收编南宋的历算官吏，基于南宋的《成天历》，制定新的历法。
从《授时历》制定到紫帐汗国采用它，有六七十年；到现在，已经有一百多年了，至少郭康觉得，确实有点长。要换做寻常的中原王朝，应该早就大修乃至重置了。
历法本身，就是需要经常进行修订的。像两宋三百年，重新制定的历法就有十部。不过这年头大家文化水平都有限，连明朝自己，也只是把《授时历》改了个名叫《大统历》，然后就一直摆烂下去了。所以，这么用着，暂时也没有太大问题。
能做到这一点，估计还是因为授时历底子好。当年，为了制定这部历法，主持测量的学者郭守敬等人，向忽必烈上书，说当年大唐开元年间，僧一行等人在全国设立13处观测点，收集天文数据，用于制定大衍历。现在大元疆域，已经超过了大唐，应该进行更大规模的观测，以获得更精确的数据。
元初众人，都有个奇怪的情结，就是什么都喜欢和大唐比，忽必烈就是里面带头的那个。看到这个建议，就很高兴，当即批准下来。在忽必烈的支持下，郭守敬等人设立了27个观测所，向东进入朝鲜半岛，向西进入河西；最南的观测所深入大海，设置在了南海的岛屿之上，最北的观测所超过了北海，来到了西伯利亚腹地，史称“四海测验”。在这个基础上，经过三年的努力，完成了授时历的编订。
这部历法的精准度，和三百年后的格里高利历相同，而格里高利历就是后世一直沿袭的公历。历史上，用到明末那会儿，历法才开始出现明显的差错。
虽然这会儿还是定义上的“古代”，但数学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其实也是越来越快的。授时历制定时的观测工具和算法，也不如后世的先进。但大元确实太大了，四海测验获得的大量数据起到了力大砖飞的效果，把整体误差给压下去了。
当然，光有历法还不行，关键是如何普及。
农业这东西，在后人眼中，往往一种很土、很低端的工作。进行农业活动的人，一般也是保守、落后、愚昧的形象。但在这个时代，农业毫无疑问是个技术含量很高的工作。最多也只能说，它的上限和下限差别巨大，而绝大部分地方显然都和这个上限无关，其原因也是因为技术不足。
没有人生下来就具备生产的技能，种田当然也不是天生就会的。哪怕是斯拉夫人，也得跟着长辈进行学习。而且，技术越高，需要学习的东西就越复杂。到了一定程度，就不再是仅靠简单的口耳相传就能学会，也不是只靠自己摸索就行的了。这些系统的知识，必须有专门的人研究，经过专门的整理，然后让大家学习，才能尽可能地提高效率。
相反，在缺乏知识的情况下，农业水平可以落后到一个匪夷所思的地步。比如英国近代的所谓农业革命，就起始于当地人学会了先用木棍在地上戳个洞，然后再放种子。这其实就是“刀耕火种”里头那个刀耕，但是没人教的话大家就是不会。至于农业革命的核心，则是18世纪后期，出现的铁犁和播种车。
在这种西汉农具普及之前，当地人就是只会用手，将种子直接撒在简单翻作过的土地上。手艺好的农夫可以撒的相对均匀，而大部分人撒播之后，种子都会因为坑坑洼洼的地面而聚集起来。
等庄稼长出来后，并不是人们印象中一排排，一垄垄，整整齐齐的样子，而是杂乱无章，不但密度不匀，不同植株之间也会互相干扰，导致通风不好，采光不均匀，浇水的效率也很低。
结果就是，连同一块地的庄稼，成熟的时间都能差个几天。到收获的时候，也顾不上，只好把一些未长熟的庄稼一起收割上来。而且这种耕种方法，也使得播种者几乎无法除草——当然了，把地种成这个样子，庄稼的状态本来也就和野草差不多了。反正英格兰人和斯拉夫人一样，都是字面意义上的食草民族，啃点野草也是食物了。
这种条件下，当地农业水平自然也低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粮食收种比常年停留在1∶2到1∶4的水平。写成唐诗，就是“春种一粒粟，秋收两颗子”，真饿死了可能才是正常情况……
别说平民，连贵族都尽可能不想在岛上待，因为那里的物质条件一直过于穷酸。当年，基辅大公“智者”雅罗斯拉夫执政的时候，曾经安排公主与英格兰联姻。不过老大公一直关心女儿的状况，后来还专门写信给她，说英格兰的伙食似乎很糟糕，问她能否习惯。能让罗斯人都觉得吃的太差，可见当时那边是个什么鬼情况。
所以，要提高农业的水平，首要的就是传播知识。历法也是这些知识中的一部分。
像现在这个村子，最重要的地方就是教堂和学堂。这里不止是举行祭祀和教育小孩，也是传播各种重要知识的场所。
自古以来，地方官员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劝农”。所谓劝农，不止是奖励和督促种田，很大一部分工作内容，是宣称朝廷政策，推广效率更高的农业技术。因为哪怕有先进技术，如果无法普及也是没有用的。而只靠民间自发传播的话，推广的速度会非常迟缓。所以，官府必须主动介入，进行宣传和教授。
哪怕是制度松弛的元朝，都有《通制条格》之类的官方文件，规定农田、水利、树艺、渔畜、教育等各种农业政策和规范，写明各种作物应该怎么种、种多少合适之类的事项，连如何搭配的问题，都要细致地进行筹划和规定。哪怕缺乏对基层的管理能力，这些事情也不能不做，因为在传统意识里，这就是朝廷应该做的事情。你不做，那就可能有别人来做了……
当然，想要真正落实这些，切实提高农业的效率，就确实需要一个有力的执行体系了。更直白地说，朝廷需要能稳定地管理到地方，而且影响力越深入基层，越能把这些技术贯彻下去，就越能提高效率。
在古典时代，还需要极限动员的时候，这些规定就更加细致。秦国的法令里，连一块田地播种时，不同作物各自要多少种子，官府都有明确的数据，要求民众尽量遵守。
当然，这种方式，对朝廷和官吏的能力，也有很高的要求，放在地中海这边，就想都别想了。
英格兰人后来甚至总结出了一个奇怪的结论，认为应该主动推动兼并，这样，有钱有地的大地主才能进行集中管理，有条件采用更好的器械，推行技术革新。
但实际上，推行技术革新，管理当地农业，本来是官府的工作。农户无力采购的牲畜和农具，也是官府租借乃至直接下发的。这都是战国时代就有的政策，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学不会。而常年把官府的工作丢给贵族和豪绅，结果可想而知。
到了21世纪，英格兰人终于能做到1∶30的小麦收种比，达到汉朝样板田的水平了……
哪怕考虑到地理问题，能混到这种份上，也只能说，这帮人实在是菜到离谱了。说到底，还是官府制度出了大问题，一直以来，就没有建立过一个秦汉式政权的经验。这种非常失败的结果，也是缺少秦制导致的。
因为一个制度或者政策，说得再好听，也得有落实的能力的才行。在这方面，秦汉自己都有缺陷，实际表现比理论设计差了很多，更何况那些连理论都没有的地方。
比如历法，制定好之后，皇帝一般会下令天下颁行。但这年头没有广播也没有网络，到底怎么颁行，让大家都知道，就是个最基本的问题。
当年朱元璋称吴王的时候，刘伯温等人就进献——或者说抄了份《授时历》给他，这就是最早的《大统历》。一开始，朱元璋命人进行印刷，只收工本费，出售给百姓。后来北伐的时候，朱元璋觉得哪怕这样都太贵了，索性宣布不要钱了，直接白送。
就这样，《大统历》随着北伐军队，迅速深入民间。虽然和元朝的历法其实就是一个东西，但元朝的历法发不下来，他这个却能发下来，结果是新历法立刻受到了北方平民和基层文人的欢迎，在和历法相关的“正朔”问题上，直接抢占了优势。这个合法性争夺的背后，其实就是元明两个政权，执行能力的区别。
甚至在外交上也是如此。周围的小国，是没有能力制定历法的，结果是各个有农业的国家，也必须从中央王朝获取历书，这种“颁历”和“受历”，也成了正统性和外交关系的标志。给藩属国颁布历书，也是朝廷的重要的重要工作，像明朝的福建布政司，每年都要印刷一批新日历，给琉球送过去。要不然人家就没得用。
而一旦中原这边不更新了，大家也都一起遭殃。当初唐穆宗的时候，颁布了一部《宣明历》。再之后，唐朝陷入日益严重的混乱，无力再推行新的历法，之后的各个割据政权，也没有足够的实力和影响力再颁布一部通行各国的历法。结果，宣明历就在朝鲜半岛用了将近五百年，在日本用了八百多年，哪怕积累出很大误差也没办法……
当然，在紫帐汗国这边，情况就更离谱，历法的推行甚至伴随着语言的推行。
由于长期的儒家教育，塞里斯民间有大量基层知识分子，哪怕在元朝，都有大量的社学存在。但在这边，那是真的没有。
郭康估计，当年紫帐汗国能十分坚定地执行驱逐本地贵族，分田给普通村民的政策，也有这个原因。要是在中原，像这样做反而很难，因为总得招揽一些当地豪右，帮忙进行管理，否则，建立政权的成本就太高了，而且在建立的过程中，也容易被这些在各方面有势力的人集体反对，因此走向失败。
但东欧这边，地方贵族基本上都是文盲，连紫帐汗国对于基层管理者的各项基本要求，都履行不了。而且，当地长期混战，领主彼此拉帮结派，如同一盘散沙，也没有多大势力。这样的豪强贵族，可谓百无一用，连诏安的必要都没有了。只能全靠自己，新建一个能进行有效管理的行政系统——因为之前，这边根本就不存在这种东西。
这地方，各种语言又很多，当地人互相也经常不能听懂。紫帐汗国的文化水平，其实也就那样，让他们整理各地那些千奇百怪的方言，然后写下来，他们也没这个本事。所以，如何写下来，让当地人看懂，汗廷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最后，他们干脆换个思路：汉字写的历法，我直接放这儿不改了，然后给所有人教汉字，谁学得好，谁先用得了……
从实际情况看，紫帐汗国根本没有精力，去有意识地禁绝某种语言、但随着地区的统一，很多乡间的语言还是日益被同化，越来越像那些较大的分支。而大语言，也混入了大量汉语词汇，直接使用汉语的人也越来越多。
因为完全不会汉语的人，等于没法接触这些更完善的知识、听不懂农官的讲解，也看不懂相关的书籍和公告。哪怕不考虑军中前途，他们自然也就在竞争中处于劣势。
像他们现在这个村子，连原来的保加利亚语名字，都被遗忘了。因为村子正式形成，其实是郭盖安葬在这里、郭氏在此处立庙之后。原本居住在此的村民，也只是定居者的一部分，因为当年汗廷在这里组织军团农庄的时候，也安排了一些懂技术、会认字的老兵过来，和当地人一起开垦，形成了这个新村庄。
现在，它的名字，就叫“相公庙”村。哪怕汉语不怎么熟练的当地人，也用这个发音来称呼。这样的现象，在罗马尼亚地区，可以说到处都是，汗廷的管理体系，也就和这些相互依存着。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