沔水发源自秦岭南麓，流经沔县至汉中始称汉水，即《尚书.禹贡》所载“嶓冢导漾、东流为汉”，不过魏兴西城至南乡武当一段也称沧浪水，在流经襄阳后又称襄水。
前秦建元十四年（378年），四月初夏，苻丕奉命攻襄阳，驻兵于江北的樊城，与南岸的襄阳城隔江对峙。
樊城所在的北岸，淯水汇入绕过襄阳的汉水，使得流向由东折向南的汉水在入弯前的流速进一步减缓，于是在二水交汇处，以及襄阳城所在的南岸，都因泥沙淤积形成了大小不一的江渚。
其中最有名的，当属解佩渚，一说是在襄阳城西，为西汉刘向《列仙传》所载，周朝人郑交甫游汉江遇仙奇闻之地。另一说，则是东汉末年，荆州牧刘表在襄阳万山别馆，与有过目不忘之能的同乡王粲以围棋复盘打赌，服输后解腰间玉佩相赠之地。
东晋襄阳守军在这些江中沙洲上，分别立有规模不等的水寨，又辅以小股部队往来穿梭，少则数十，多则百余，相互为援，不敌则退往别寨，几处合兵反攻。
前秦想要突破江面，进抵襄阳城下，建立围城据点，首先就要占领并肃清这些江中沙洲，否则就要面对来自各处江渚水寨与襄阳城内守军的袭扰、反击。
江中沙渚连绵成岛，芦苇遍覆其上，内里暗藏沟汊，襄阳外围的东晋水军分乘小船，依据地利堪称神出鬼没，而城中守军依据城外探报，不时出击，对水军不占优势的前秦造成极大困扰。
苻丕入驻樊城后，杨安率军北上，负责邓、穰、新野一线对南阳的防御，因为此时南阳郡的治所宛城仍为东晋控制。
湍水流经穰城，在新野汇入淯水，又在襄阳县东北与泌水交汇，然后继续向南汇入汉水。淯、泌二水交汇处以东，此时也是东晋的控制区域，隶属于义阳郡西部的旧治安昌，自安昌南下，距离竞陵郡治所石城，陆路不到三百里。
襄阳城虽然是在汉水南岸，襄阳县却是在樊城东北，位于北岸汉、淯水道交汇处。
樊、邓地区，东、南、北三面都被水路环绕，但作为前秦先锋的杨安，无愧其未尝一败的名将之称，面对东晋依托水军优势所采取的灵活战术，稳稳占据樊城，岿然不动，直到苻丕率主力到达。
襄阳城外到江北，水面宽逾千米，西去上游，南岸江渚扎堆，江面却也更加宽阔。由于无法彻底控制江面，苻丕的七万大军分散在北岸诸垒，陷入与晋军对江中沙洲的反复争夺。
苻丕麾下的水军抽调自蒲阪，兵将虽然通熟水性，但在编入水军进行训练之前，大多都只是漕运相关的船工、役夫，所以与东晋水军相比，除了舰船方面的差距，兵员素质远不如兼习水、陆作战的晋军专业。
水军不占上风，前秦只好以步、骑两军的数量优势从陆上发起压制，石越率洛州精兵万余，出鲁阳向南穿过滍水，屯于鲁阳关，与杨安所部一北一南，以掎角之势使得宛城形势告急，牵制以淮阳为本据，伺机进援的东晋豫州刺史桓伊所部。
为了分担江北上游的压力，慕容垂、姚苌、苟池、毛当、王显等前秦将领，率后续的九万步、骑抵达南乡后进行了分兵。
苟池、毛当、王显各率本部中兵，辅以步卒，合计四万，由南乡顺水直下，经丹、淅二水交汇后的均水入汉水，驻营于武当县，调兵经酂、阴二县向下游接过戍守任务，加强对北岸的控制，为樊城的苻丕分担压力。
而慕容垂、姚苌二人，则调集精锐五万，自南乡向东，在郦县渡过湍水，攻向了南阳郡治宛城。
这波攻势看似凶猛，实际却是大张旗鼓，目的是吸引守军注意力，真正的杀招却是从鲁阳关倾巢而出的石越所部万余精骑。
石越率骑兵自淯水上游，趟水而过，与慕容垂、姚苌约期攻城，由于二人所在的城西声势浩大，又利用兵力优势提前对外围进行了切割，断绝了晋军对城外的侦骑，迫使宛城晋军将有限的兵力侧重于西墙。
对宛城的攻势开始后，石越所部骑兵趁机突袭了缺少守军的薄弱面，因为事先准备不足，只能以临时赶制的简陋器械蚁附，这对城外有着堑壕的宛城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威胁，但却足以打乱城中守军原有的防御计划，而慕容垂、姚苌则集结精锐在城西猛攻，首尾难顾之下宛城迅速失陷，没能坚持到桓伊赶来救援，东晋南阳太守郑裔城破被俘。
慕容垂、姚苌攻下宛城后，简单休整、恢复防御，就集结大军南下与苻丕会合，而石越却是从麾下洛州兵中，选拔出五千兼习水战的骑卒，凭借在宛城周边搜集的船只，人马乘船率先由淯水南下。
苻丕率军进驻樊城后，几个月来徒劳无功，军势规模、部署也逐渐被晋军侦知，失去了突然性，又没有足够的船只，无法通过强渡发挥兵力优势，东晋襄阳守将朱序也就没有做出应对突袭的预案。
石越的五千精锐乘船从淯水入汉水，通报樊城大营的同时，也在江口大洲上放马下船，让战马略作调整，随后渡至南岸，自襄阳城东登岸后迅速突袭夺城。
晋军事先未作防备，朱序惊惶之下退往中城设防，襄阳外城失陷，水寨的百余舰船都未及焚毁。事先约定的火光、狼烟发出后，北岸的苻丕紧跟着调兵发起强渡，秦军赶在入秋前，终得以在南岸立下大营。
这个时期的汉水，直接灌入襄阳城西的檀溪，东汉末年，刘备乘的卢跃马檀溪，从而逃脱追杀，一直为人津津乐道。
而释道安以张殷宅邸改建的檀溪寺，名气就要小的多，檀溪寺位于襄阳城西南，两地相距不足十里，檀溪寺北去江边的溪口亦不过五、六里。
释道安效仿其师佛图澄，选择霸主依附，以换取弘法庇护，受习凿齿之邀南下襄阳途中，为苻融追上说动，在新野分别遣同学、弟子入巴蜀、下扬州，依托佛门暗中为前秦传递东晋消息，在苻坚统一北方的过程中助力颇多，如今已是第十三个年头。
襄阳外城失陷的同时，释道安以弘法为名，再度分遣弟子、徒众前往各地躲避战祸，实则将探查网络进一步铺开。
释道安到襄阳后，习凿齿、桓豁、郗超、谢安、王珣、桓伊等东晋名士、将相，都先后与其有着密切的联系。
后赵时，佛图澄先后受石勒、石虎信重，在各地州郡建寺近九百所，其中超过半数的选址，都是释道安亲自勘察，而他代师讲授也得到认可。
所以在佛图澄死后，除却吴进等弟子钻营庙堂，参与了储位之争，释道安作为其弘法事业的继承者，则是接手了这部分依托于佛寺存在的无形势力。后赵灭亡后，前燕南下中原，迁都邺城，可慕容儁对佛教不仅兴味索然，还有打压之意，这才有了释道安率同学、弟子数百人南下一事。
释道安南下后，这个以佛寺为点，连结而成的网络依然存在，如竺法雅、康法朗、安令首这些与他都曾师事于佛图澄的同学，有不少都留在了北方，这些人出身次级士族，考虑到南渡后的窘迫，选择留在北方或者出家避世，以家财、地产建寺隐居。
而东晋有着大量的南渡士族，在北方也还留存有分支，并维持一定联络，佛图澄、释道安师徒在后赵时期建立的旧寺，以及释道安南下后分遣同学、弟子前往各地所立的新寺，取代并满足了前秦、东晋双方都无法通过官方驿站所企及的功能，再加上那些托庇于佛门的士族子弟，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消息网。
前秦灭前燕，吞并关东六州，苻坚为了维护统治，摒弃魏晋以来的清谈玄风，进一步推广儒学、佛教，佛图澄在后赵时期兴建的佛寺网络得到恢复，南下襄阳的释道安凭此在东晋也成为朝堂势力与地方藩镇争相拉拢的香饽饽，并不只是为前秦传递消息。
石越突袭夺取襄阳外城后，在释道安派遣下，慧远赴江陵，转道上明，慧持先往江夏，与姑姑尼道仪一同前去建康，慧永则是去了寻阳。
释道安将张殷所献宅邸改建为檀溪寺时（373年），东晋长沙太守滕舍之也将他在江陵的宅邸捐出改为佛寺，还请释道安遣人来做寺主。
于是，释道安就派了弟子昙翼去江陵，管理这所长沙寺，桓豁病逝，桓冲驻镇荆州，昙翼与寺中徒众就随同桓冲移镇，在上明立寺居住，淝水之战后，昙翼才率众回到江陵，重修长沙寺。
昙翼统领长沙寺时，年仅十六岁，刚师事于释道安不久，他本是羌人，俗姓姚。那一年，前秦出兵夺取梁、益二州，昙翼的叔父姚苌新任宁州刺史，就率部屯驻在垫江。而东晋方面，奉命入蜀救援的毛穆之、毛球父子，则是因为军中乏粮，从巴西郡退屯至巴东鱼复。
慧远到上明后，就居住于昙翼新修的上明寺，二人分别管领东、西两院。慧持奉姑姑尼道仪入建康后，入住东安寺，在居于瓦官寺的师叔竺法汰引见下，与王导之孙王珣相交莫逆，还受其所请，为僧伽罗叉所译《中阿含经》进行校阅。
慧远与慧持是亲兄弟，俗姓贾，少年时一同依附释道安出家，慧持为人俊逸、豪爽，身高八尺，而王珣却是身材矮小，能够得到对方器重，抛开复杂的政治背景，也足以证明他不凡的交际能力。
慧永是河内人，俗姓潘，十二岁出家，他到寻阳后，与陶范为友，居于庐山西林寺。
陶范是陶侃之子，他有一个从孙名叫陶潜，此时刚满十三岁，正因去岁庶母过世，尚未走出悲伤，远没有后来自号五柳先生时的潇洒出尘。
西林寺建于释道安南下襄阳后分遣同学、弟子弘法的第三年（367年），由陶范献出宅邸所建，请来竺昙现担任寺主。
竺昙现曾在后赵仕官，与释道安一同师事于佛图澄，慧永十二岁时，就是奉竺昙现为师出家，后来又师事于释道安学禅。石虎死时，后赵大乱，帝位一岁三易，竺昙现、慧永师徒，与释道安、竺法汰等人早在佛图澄死后，就离开了作为风暴中心的邺城，几人当时正在恒山建寺弘法。
这师徒几人，都属于西晋末年八王之乱中政争落败家族的幸存者和旁支，释道安俗姓卫，他的从侄卫平就是吕隆的外祖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