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子名索特雷克城警察局局长只当了一年半就被破格提拔成为优特阿州警察厅的副厅长，这在州警察厅有史以来没有的事。
李子名没在意这些虚荣，他把克里斯汀从索特雷克城警察局特别行动队队长，破格提拔为优特阿州警察厅特别行动大队队长，并把索特雷克城的特别行动队带到了优特阿州警察厅特别行动大队。
经过李子名的指点，不得不说克里斯汀在警察管理上有一手，他把自己带来的这六十个特别行动队队员，分成三个特别行动支队，任命了三个支队长，然后先下派这三个行动队到下属的奥格城、雷伊屯和欧人姆城三个土匪比较猖獗的城镇剿匪。
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练习刀法上，可是刀法的进展缓慢，不过李子名有之前的经验，他初步定的时间为二百年。李子名到现在练习刀法也不过才两年，时间还早着呢。
不过李子名不太开心的是在优特阿州驻地的酒吧没有了西部小镇酒吧的豪气，这里的酒吧过于精致，喧闹，不再有那种浓浓的乡土气息。
李子名在这警察厅附近的酒吧喝酒的时候就开始考虑，为什么自己比较习惯那些偏僻的小镇的酒吧的粗狂和不羁，和不谙世事的年轻的个性鲜明的年轻牛仔。
在城市的酒吧中，他喝的酒更香醇浓郁，抽的雪茄更地道香甜，看着灯红酒绿的酒吧内部摇摆跳舞的年轻人，李子名不由得思想都开始穿越了。好像这不是在任务里美国西部，就好像真的在美国的大城市里的酒吧里的感觉。
还好白天李子名基本也没什么公务，他有充分的时间去城外的戈壁滩练习刀法，这段时间李子名感觉自己的刀法熟练度进展的不错。
李子名每天勤勉练习刀法的这段时间，克里斯汀把优特阿州警察厅特别行动大队管理的井井有条，这段时间三个下面的城镇也取得了初步的成果。
一年以后优特阿州警察厅特别行动大队派往奥格城、雷伊屯和欧人姆城三个特别行动支队，已经初见成效，比较大的匪帮基本都清除了。
克里斯汀利用跟之前一样的政策从土匪里面罪行较轻的和人品不错的人中挑选行动队员，并且加以训练，由老队员带新队员，在这三个城镇设立了二十人的常设的特别行动支队，负责平时的一些相对较小的土匪和通缉犯的案件。
原来的三个特别行动支队重新调整人员配置，老带新去优特阿州剩下的三个乡镇进行剿匪行动。
一时之间，优特阿州的盗匪和通缉犯们人心惶惶，短短的不到半年除了被三个特别行动队剿灭的十多家比较大的土匪窝点以外，其余的土匪和通缉犯都做鸟兽散。
李子名的优特阿州警察厅的特别行动大队成立的两年后，这个特别行动大队竟然无匪可剿，此时优特阿州警察厅的特别行动大队已经设有七个特别行动支队，每个城镇都常设一个，不过基本就是每天训练，没什么实战任务了。
李子名打报告要求对临近的两个州进行跨州剿匪，联邦政府收到优特阿州警察厅的回报之后，派人调查了优特阿州的匪徒和犯罪情况，结果发现在最近半年之内，优特阿州竟然没有发生一起恶性案件。
优特阿州的居民普遍反映这两年以来，治安好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优特阿州由一个犯罪率在联邦政府排前三的治安非常差的州，现在变成整个联邦政府治安条件最好的州。
联邦政府调查优特阿州的治安情况后，回去写了一份长达三十页的报告，把李子名调到优特阿州成立优特阿州警察厅的特别行动大队之后的示例一一说明，最终建议全国推广。
联邦政府两院最终决定成立联邦西部州联合行动署负责美国西部的六个州的治安行动，由李子名任西部州联合行动署署长。
这样李子名就任命克里斯汀为联邦西部州联合行动署副署长兼特别行动联队队长，下辖六个州特别行动大队，由原来的支队长升任为大队长，然后各自按照优特阿州警察厅的特别行动大队的组建方式和工作方法开展工作。
克里斯汀由于这两年多已经培养出了自己的一批骨干，事情干的非常顺利，他经常来往于各个州督查各个州的治安行动，这些行动一直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中。
三年后联邦西部州联合行动署已经下辖全部十二个西部州，并且整个西部的治安由联邦最差的地方，一举扭转为联邦治安模范区。
李子名由此升任为美国联邦警察局副局长，分管全国的治安和刑事案件。
五年后美国全国的治安和刑事案件发生的概率已经是非常少见了，李子名再升一级成为美国联邦警察局局长，并高票当选联邦议员。
克里斯汀则升任为美国联邦警察局副局长，取代了李子名的位置，分管全国的治安和刑事案件。
两年后李子名参加总统竞选成为美国第三十二位总统，李子名执政以后，针对当时的实际，顺应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大刀阔斧地实施了一系列旨在克服危机的政策措施，这在历史上称为“李氏新政”。
“李氏新政”核心是救济、复兴和改革。救济主要针对穷人与失业者，复兴则是将经济恢复到正常水准，针对金融系统的改革则试图预防再次发生大萧条。
李总统实施的百日新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新政几乎涉及美国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多数措施是针对美国摆脱危机，最大限度减轻危机后果的具体考虑，还有一些则是从资本主义长远发展目标出发的远景规划。
“李氏新政”的直接效果是使美国避免了经济大崩溃，有助于美国走出危机。从1935年开始，美国几乎所有的经济指标都稳步回升，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两番，失业人数下降了一半，恢复了国民对国家制度的信心，摆脱了法西斯主义对民主制度的威胁，使危机中的美国避免出现激烈的社会动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