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市美术馆的展厅比巴黎那个展位大了整整十倍。
许兮若第一次走进去的时候，站在空荡荡的场地中央，转了一圈，忽然觉得自己像一颗被放进大盘子里的米粒。头顶的射灯还没开，自然光从侧面的一排高窗落下来，在地面上切出一道道整齐的光带，灰尘在光里缓慢地漂浮着，像是在跳一支没有音乐的舞。
“怎么样？够大吧？”安安站在门口，双手叉腰，语气里带着一种“我厉害吧”的得意。
“太大了。”许兮若诚实地说，“我的作品挂进去，估计像在操场上摆了几颗芝麻。”
安安翻了个白眼：“你能不能对自己有点信心？你的作品在巴黎能把法国老太太看哭，在南市就不行了？”
“不是不行，是展陈方式要重新想。巴黎那个展位小，密集一点没关系，反而显得丰富。这么大的空间，如果还是简单地往墙上一挂，会显得很空。”
许兮若一边说一边在脑子里飞快地构图。她开始想象每一幅作品应该挂在什么位置，作品与作品之间要留多少距离，观众走进来先看到什么、再看到什么，光线从什么角度打下来最合适。这些事她在巴黎布展的时候就有了经验，但那时候空间小，调整起来容易。现在面对这么大的展厅，每一个决定都变得重要起来。
安安看着她在展厅里走来走去、念念有词的样子，忍不住笑了。她认识许兮若快二十年了，从那个在教室里安静绣花的小姑娘，到现在这个能在空荡荡的展厅里胸有成竹地规划一切的女人，中间隔了无数个熬夜绣花的夜晚，无数根劈到极细的丝线，无数次擦了重来的针脚。那些别人看不见的努力，都沉淀在她现在笃定的眼神里。
“需要什么你跟我说，我去协调。”安安说，“灯光、展柜、展台、地面装饰，什么都行。”
许兮若停下来，想了一会儿。“我想要一些老物件。”
“什么样的老物件？”
“绣房里的东西。旧的绣架、线板、剪刀、顶针，最好能有几张老照片。我想在展厅中间做一个小的场景还原，不是那种博物馆式的玻璃柜展览，而是像……像一个真实的绣房角落。让观众走进来的时候，不是在看作品，而是走进了一个绣花的人的生活里。”
安安的眼睛亮了起来。“这个想法好。我去找，南市周边那些老绣娘家里，肯定有不少旧物。”
“不要借太珍贵的东西，万一损坏了赔不起。普通的、有生活痕迹的就行。那种被手摸得发亮的线板，被针磨出凹痕的顶针，坐了几十年的绣凳——这些东西比作品更能让人理解苏绣。”
安安掏出手机，已经在备忘录里飞快地打字了。
许兮若继续在展厅里走，步子很慢，像是每一步都在丈量什么。她走到最里面的那面墙前，停了下来。这面墙是整个展厅最大的一面，将近八米宽，正对着入口，任何人走进来第一眼就会看到这里。
“这面墙，我要留给《绣房》。”她说。
“一幅？八米宽的墙只挂一幅？”安安有些惊讶。
“嗯，只挂一幅。它值得独占一面墙。”
安安看了看那面墙，又想了想《绣房》的尺寸，点了点头。“你说得对。那幅画不是用来‘填充空间’的，它是整个展览的灵魂。给它一面墙，不过分。”
许兮若转过身，看向两侧的墙壁，开始分配位置。“《岁朝清供》挂这边，新系列的作品挂对面，中间这排展柜放团扇和手帕这些小件。然后在角落里留一个区域，放那拉村绣坊的作品。”
安安正在记笔记的手顿了一下，抬头看她。“你要把别人的作品放在你的个展上？”
“不是‘别人的作品’，是那拉村绣坊的作品。”许兮若纠正道，语气平静但认真，“我在巴黎的时候就想好了，如果我有机会办个展，一定要给她们留一个位置。她们的技法可能还不够成熟，但那里面有一种东西——一种没有被太多技巧修饰过的、很本真的东西。那种东西，我现在反而绣不出来了。”
安安看着她，目光里有一种说不清的情绪。过了几秒，她低下头，继续在备忘录里打字，只说了两个字：“安排。”
从美术馆出来，已经快到中午了。许兮若没有回工作室，而是去了老街尽头的一家面馆。那家面馆开了二十多年，老板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脾气不好，但面做得好，尤其是雪菜肉丝面，汤头鲜得能让人把碗底舔干净。
她点了一碗面，坐在靠窗的位置上，等着。没过多久，门口的风铃响了，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走了进来，穿着深灰色的夹克，手里提着一个帆布包，头发有些花白，但腰板挺得很直。
“许老师？”男人站在门口，有些不确定地看向她。
“沈师傅的儿子？”许兮若站起来，微微欠身，“叫我兮若就行。”
沈师傅的儿子叫沈建国，在南市郊区一家机械厂当车间主任。他长得不像沈师傅，沈师傅瘦小干瘪，他高大壮实，但眉眼之间有一种相似的憨厚和诚恳。他把帆布包放在桌上，坐下来，看着许兮若，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面端上来了，两碗。许兮若把自己那碗推到沈建国面前。“先吃，吃完再说。”
沈建国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容里有种如释重负的轻松。“好，先吃。”
两个人埋头吃面，谁都没说话。面馆里很吵，有人在聊菜价，有人在骂天气，老板在后厨大声催着服务员端菜，锅铲碰铁锅的声音叮叮当当的。许兮若在这片嘈杂里反而觉得安心，比在安静的会议室里谈事情要自在得多。有些事情，太郑重了反而说不出口，不如在吃面的时候，像聊家常一样，一句一句地说完。
吃完面，沈建国把碗推到一边，从帆布包里拿出一个布包，一层一层地打开。最里面是一叠照片，还有一张折得四四方方的纸。
“这是我爸让我交给你的。”他把东西推到许兮若面前。
许兮若先看照片。第一张照片上，沈师傅站在一台车床前，穿着蓝色的工装，袖子卷到手肘，手上全是机油，但笑得特别开心，眼睛眯成了一条缝。照片的背面用铅笔写着几个字——“一九九一年，新机器”。
第二张照片更旧一些，已经泛黄了。照片上有三个人，中间是个年轻的女人，穿着碎花裙子，扎着两条辫子，笑得很甜。左边是一个年轻男人，瘦瘦的，眉眼和沈师傅很像，但年轻得多。右边是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虎头虎脑的，手里拿着一个顶针，举得高高的，像是要给谁看。
“这是我妈，这是我爸，这是我。”沈建国指着照片上的人，声音有些哑，“那时候我爸刚学会做顶针，手艺还不行，做出来的东西歪歪扭扭的，没人愿意买。我妈在镇上当小学老师，工资不高，但从来不嫌他穷。她跟我爸说，你做你的，咱慢慢来，不着急。”
许兮若看着照片上那个年轻女人的笑容，忽然觉得眼眶发热。她不认识她，但能感觉到那种笑容里的力量——那是一种笃定的、温柔的、不急不躁的力量。她见过这种力量，在玉婆婆身上，在沈师傅身上，在每一个用一辈子做一件事的人身上。
“我妈走得早，我五岁那年生病没的。”沈建国的声音很低，像怕惊动什么似的，“我爸一个人把我拉扯大，没再娶。那些年他白天在厂里上班，晚上回来做顶针，做到半夜。我有时候半夜醒来，看到他房间的灯还亮着，车床的声音嗡嗡嗡的，像一只大蜜蜂在叫。”
许兮若没有接话。她知道这种时候不需要说话，只需要听着。
“我爸这辈子没什么大本事，就会做顶针。但他做的东西，是真的好。以前镇上有个绣娘，用了他的顶针以后，逢人就夸，说我老沈做的东西，戴着不滑、不硌、不磨线，用了二十年都不变形。后来那个绣娘不在了，她的徒弟还在用我爸做的顶针。”沈建国说着，声音终于有些哽咽了，“我爸走之前跟我说，那台车床不能卖，不能扔，要交给一个懂它的人。他说他想来想去，认识的人里面，只有你配得上它。”
许兮若低下头，把那张全家福翻过来。照片背面没有字，只有几个模糊的指纹，大概是沈师傅的，黑色的机油印留在泛黄的相纸背面，像一枚沉默的印章。
“车床我收下。”许兮若抬起头，看着沈建国，目光坚定，“但我不只是收一台机器。我想学。我想学怎么做顶针。”
沈建国愣住了。“你要学？”
“嗯。不是马上就能学会，但我想试。沈师傅的手艺不能断，顶针虽小，但每一个绣花的人都离不开它。如果没有人做了，以后绣花的人连个好顶针都买不到，那还绣什么？”
沈建国张了张嘴，又闭上，反复好几次，最后只说了一句：“我爸没看错人。”
下午，许兮若跟着沈建国去了他在郊区的家。那是一栋老式的居民楼，楼梯间很暗，墙皮脱落了一大片，露出底下灰黑色的水泥。沈建国家在五楼，没有电梯，许兮若爬上去的时候有些喘。
进门是一个不大的客厅，家具很旧但收拾得干干净净。靠墙的地方放着一台车床，不大，大概一米多长，铸铁的机身已经有些锈迹了，但整体保养得很好，该上油的地方都上了油，该擦的地方都擦得锃亮。车床旁边有一个木箱子，里面整整齐齐地码着各种工具——锉刀、卡尺、模具、砂纸，每一件都摆放得规规矩矩，像是随时准备被使用。
许兮若站在车床前，伸手摸了摸冰凉的铸铁机身。她想起沈师傅坐在这个车床前的样子，弯着腰，眯着眼，手上的老茧在金属表面摩擦出沙沙的声音。那些声音她听过，在那拉村的那个下午，她站在槐花树下，听到从沈师傅的小屋里传出来的、持续的、稳定的、像心跳一样的声音。
“我能开一下吗？”她问。
沈建国走过去，插上电源，按下开关。车床嗡嗡嗡地转了起来，声音不大，但很稳，像一只巨大的蜜蜂在唱歌。许兮若站在旁边，看着主轴缓缓转动，忽然觉得这台机器不是死的，它有生命，有温度，有沈师傅留在上面的几十年的手汗和目光。
“教我。”她说。
沈建国从木箱子里拿出一块铜料，夹在卡盘上，然后开始给她讲解最基本的东西——怎么选料、怎么下料、怎么粗车、怎么精车、怎么钻孔、怎么打磨。他说得很慢，有些地方要重复好几遍，因为许兮若对机械一窍不通，连卡盘是什么都要问半天。但他没有不耐烦，反而越讲越来劲，好像很久没有人愿意听他讲这些东西了。
许兮若听得认真，还掏出手机把关键步骤录了下来。她知道光靠听是不够的，要动手才行。但今天来不及了，天快黑了，她还要赶回工作室。
走的时候，沈建国把那箱工具和那叠照片都塞给她。“东西你先拿去，车床等你有地方放了再来搬。”
许兮若抱着木箱子站在门口，忽然想起什么，从包里拿出那枚铜顶针，摊在手心给沈建国看。“这是沈师傅送给我的，我一直戴着。”
沈建国低头看了看那枚顶针，眼眶红了。他没有说话，只是伸出手，用粗糙的指腹轻轻碰了碰那枚顶针的表面，然后把手缩回去，朝许兮若点了点头，关上了门。
门关上的那一刻，许兮若听到里面传来一声很轻的、压抑着的哭声。她站在昏暗的楼道里，抱着沈师傅的工具箱，听着那哭声，没有敲门，没有安慰，只是静静地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一步一步走下楼梯。
那台车床，迟早会找到一个属于它的新家。许兮若不知道那个新家在哪里，但她知道，她不会让它生锈。
接下来的两周，许兮若把自己劈成了三半。
一半在工作室里绣《归处》系列。那束光已经绣完了，比她想象的要好。她用了一种她自己都没想到的针法——在施针的基础上叠加了一层极细的缠针，让光线有一种从内部发出来的、柔和而坚定的亮度。高槿之看到成品的时候，盯着看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让她记了很久的话。
“这束光，像是活的。你看着它的时候，会觉得它也在看着你。”
另一半在展厅里布展。安安的效率高得惊人，不到一周就找到了她要的那些老物件——一张民国时期的绣架，木头已经发黑，但榫卯结构依然严丝合缝；三个大小不一的线板，被手摸得光滑如玉，上面还缠着几缕褪色的丝线；一把剪刀，刀刃上有一道浅浅的缺口，是常年剪丝线磨出来的；还有一沓老照片，是南市周边已经过世的老绣娘们的旧照，有的坐在绣架前，有的拿着作品站在门口，有的抱着孩子，脸上的表情都是那种许兮若熟悉的、安静的、满足的神情。
她把这些东西布置在展厅中间，做成一个还原的绣房角落。没有玻璃柜，没有围栏，观众可以走进去，可以伸手摸——当然她贴了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请温柔对待它们”。她想让这些东西不是被“展览”的，而是被“遇见”的。就像你走进一个老朋友的家，看到她的针线筐放在桌上，剪刀搁在旁边，线板上还缠着没绣完的线，一切都保持着被使用时的样子，好像主人只是去倒了一杯茶，马上就会回来。
还有一半，她在学做顶针。
这件事比绣花难多了。绣花用的是巧劲，顶针用的是蛮力——不对，也不能说是蛮力，是一种很微妙的、介于巧和蛮之间的力。太轻了，铜料打不出形状；太重了，一下子就会变形报废。许兮若的手在绣花时灵活得像一只鸟，但一握住锉刀，就笨拙得像戴了手套。
沈建国很有耐心，每周来两次，每次教两个小时。但他不在的时候，许兮若自己练，练得满手都是铜屑和机油，指甲缝里黑乎乎的，怎么洗都洗不干净。高槿之看到她的手，心疼得直皱眉，但什么都没说，只是去药店买了最好的护手霜，放在洗手池旁边，每天晚上看着她涂。
“你说我是不是太贪心了？”有一天晚上，许兮若坐在沙发上，看着自己伤痕累累的手，忽然问高槿之。“刺绣还没做到最好，又要学做顶针，还要管展览，还要带徒弟。一个人哪能做这么多事？”
高槿之正在看书，闻言合上书，认真地看着她。“你觉得自己在做这些事的时候，开心吗？”
许兮若想了想。“开心。虽然累，但开心。绣光的时候开心，布展的时候开心，学做顶针的时候也开心。就算锉刀磨破了手，也觉得开心。”
“那就够了。”高槿之说，“一个人一辈子能做几件让自己开心的事，已经很了不起了。大多数人连一件都找不到。”
许兮若看着他，忽然伸手捏了捏他的脸。“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说话了？”
高槿之被她捏得脸都变形了，含糊不清地说：“我一直都很会说话，只是你不爱听。”
“那你说一句我不爱听的试试。”
“你最近胖了。”
许兮若一巴掌拍在他肩膀上，高槿之笑着躲开，两个人闹成一团，最后一起倒在沙发上，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窗外，梧桐树的叶子已经长得很大了，一片叠着一片，把路灯的光剪成了细碎的影子，落在窗帘上，摇摇晃晃的，像谁在跳一支温柔的舞。
展览前三天，许兮若收到了一份意外的礼物。
那天下午，她正在展厅里做最后的调整，安安领着一个陌生的年轻人走了进来。年轻人二十七八岁的样子，穿着一件黑色的棉麻衬衫，戴着一副圆框眼镜，手里抱着一个用牛皮纸包着的方形包裹，看起来像是某种画框之类的东西。
“这位是《汉声》杂志的编辑，叫林远舟。”安安介绍道，“他说有东西要送给你。”
许兮若愣了一下。《汉声》杂志她知道，那是国内最权威的民间工艺刊物，创刊几十年，记录过无数濒临失传的手艺。能被这本杂志报道，是很多手艺人一辈子的梦想。
林远舟把包裹放在桌上，一层一层地拆开牛皮纸，露出里面的东西——一个木制的相框，相框里装裱的不是照片，而是一块手帕。白色绢布，已经泛黄了，边角有些磨损，但上面的绣花依然清晰——一朵牡丹，一朵梅花，用的是最传统的苏绣针法，算不上多精致，但每一针都走得认真。
许兮若认出来了。这是巴黎那个法国男孩的手帕。
“这是……”她抬起头，不敢相信。
“那期杂志出刊以后，有个法国读者联系我们，说他在电视上看到了您的采访，又看了杂志上关于您和沈师傅的报道，觉得非常感动。他说他有一块曾祖母留下来的手帕，和您在巴黎展会上遇到的那个男孩的手帕很像，想把它送给您，作为中法手工艺交流的一份见证。”林远舟顿了顿，“我们帮他做了鉴定，这块手帕确实是清末民初时期法国人模仿苏绣的作品，虽然技法不够纯熟，但历史价值很高。”
许兮若捧着那个相框，手在微微发抖。她想起巴黎展会上那个穿着亚麻衬衫的男孩，想起他从包里小心翼翼拿出手帕的样子，想起他说“我曾祖母去年去世了，走之前还念叨着想去中国看看真正的苏绣”时红了的眼眶。
她以为那只是展会上的一个瞬间，过去了就过去了。没想到，那个瞬间被一个人记住了，被一本杂志记住了，被一块穿越了百年的手帕记住了。
“杂志社想把这期报道作为这次展览的特别内容，不知道您是否同意？”林远舟问，“我们可以在展厅里设一个阅读区，放一些往期的杂志，让观众了解苏绣背后的故事。”
许兮若点了点头，用力地点了点头，因为她怕自己一开口就会哭出来。
林远舟走后，许兮若一个人站在展厅里，手里还捧着那个相框。安安走过来，看了看那块手帕，又看了看她，轻声说：“兮若，你有没有发现，你做的事情，已经在影响很多人了。”
许兮若没说话。
“那个法国男孩，那些那拉村的姑娘，沈师傅，还有这块手帕的主人——他们因为你，因为你的绣品，被连接在了一起。你不只是一个绣花的人，你是一个……怎么说呢，像一个针，把很多散落的、原本没有关系的人和事，一针一针地缝在了一起。”
许兮若终于没忍住，眼泪掉了下来。她靠在安安肩上，哭得像个小孩，不是因为难过，而是因为一种很复杂的、说不清楚的情绪——感动、惶恐、感激、还有一点点害怕。她怕自己不够好，配不上这些人的期待，配不上那些被缝在一起的缘分。
安安拍着她的背，像小时候她妈妈拍她那样，一下一下的，很有节奏。“别怕，兮若。你只要继续绣就好了。其他的，交给时间。”
展览开幕那天，南市美术馆的门前排起了长队。
许兮若站在展厅门口，穿着一件淡青色的中式上衣，头发用一根木簪挽起来，耳朵上戴着一对小小的银丁香——是高槿之送的，很便宜，但她说这是她最喜欢的首饰。她看起来安静而从容，但如果仔细看她的手，会发现她的指尖在微微发抖。
高槿之站在她旁边，穿着她帮他挑的那件深蓝色衬衫，头发刚剪过，整个人看起来精神了很多。他注意到她在发抖，不动声色地伸出手，轻轻握了一下她的手，然后松开。
这个动作很轻很短，快得旁边的人都注意不到。但许兮若感觉到了，那只手传来的温度，像一根定海神针，把她心里所有的慌乱都镇住了。
安安在门口负责接待媒体和嘉宾，顾衍之帮忙维持秩序，徒弟们分散在展厅各处，负责引导和讲解。一切都有条不紊，像一场排练了很多遍的演出。
第一批观众涌进来的时候，许兮若深吸了一口气，然后笑了。
她看到有人在《绣房》前停下脚步，仰着头，一动不动地看了很久。她看到有人走进那个绣房角落，小心翼翼地拿起线板，翻过来看到背面缠着的褪色丝线，眼眶忽然红了。她看到有人在《岁朝清供》前拍照，有人在那拉村绣坊的作品前认真讨论，有人在阅读区翻看《汉声》杂志，有人在留言本上写下了长长的话。
她看到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被妈妈牵着，走到《绣房》前面。小女孩仰起头看了好一会儿，然后转身对妈妈说：“妈妈，我也想学绣花。”
小女孩的妈妈蹲下来，笑着说：“好，等你再大一点，妈妈带你去学。”
许兮若站在不远处，听到这段对话，心里忽然涌上一股暖流。她想，这就是她做这一切的意义。不是为了让更多人知道自己，而是为了让更多孩子知道苏绣，让这门手艺在更年轻的心里扎下根，长出新的枝叶。
下午有一场分享会，许兮若要上台讲二十分钟。她准备了很久，写了稿子，又背了稿子，但最后上台的时候，她把稿子放在了口袋里，一个字都没看。
她站在台上，看着台下黑压压的人头，看到了安安、高槿之、顾衍之、徒弟们，看到了沈建国，看到了那拉村绣坊的几个姑娘，看到了林远舟，看到了很多熟悉的和不熟悉的面孔。
她开口了，声音不大，但很稳。
“我没有什么大道理可以讲，我只想讲几个故事。”
然后她讲了玉婆婆的故事，讲她坐在窗边绣了一辈子，讲她那间小小的绣房，讲她最大的遗憾是没能把苏绣带到更远的地方。
她讲了沈师傅的故事，讲他的手粗糙得像树皮，却做出了最精致的顶针，讲他把一辈子磨进了铜料里，讲他走之前把车床托付给了一个他信任的人。
她讲了那个法国男孩的故事，讲他曾祖母的手帕，讲他替曾祖母来完成心愿时红了的眼眶，讲那块手帕现在被装裱在相框里，挂在她工作室的墙上。
她讲了那拉村绣坊的故事，讲那几个姑娘从零开始，一针一针地学，现在在县城开了自己的店，能养活自己了。
她讲这些故事的时候，台下很安静，安静得能听到空调的嗡嗡声，能听到有人吸鼻子的声音。
最后她说：“有人问我，苏绣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说过，它是我的来处，是我的归途。现在我想加一句——它也是我手里的针，把我和这个世界上很多原本没有关系的人，一针一针地缝在了一起。我不知道这根针能走多远，但只要我的手还能动，我就会继续绣下去。”
台下响起了掌声，很长很长的掌声。
许兮若站在台上，微微欠身，然后走下台。高槿之在侧台等着她，看到她下来，什么也没说，只是递给她一杯温水。
她接过来，喝了一口，忽然笑了。
“槿之，我刚才在台上，看到玉婆婆了。”
高槿之愣了一下。“什么？”
“不是真的看到，是感觉。我感觉她就站在台下，站在人群里，看着我。她没有鼓掌，就是安安静静地看着，脸上带着那种我熟悉的、很满意的笑，就像以前我绣完一幅作品，她看了以后点点头，说‘嗯，不错’。”
高槿之看着她，目光温柔得像春天的风。“她一定很骄傲。”
许兮若摇了摇头。“她不骄傲，她只是放心了。”
展览持续了整整一个月。
这一个月里，许兮若几乎每天都去展厅。有时候是去跟观众聊天，有时候是去现场演示刺绣，有时候什么都不做，就坐在那个绣房角落里，看着来来往往的人。她发现，每个人走进那个角落的表情都不一样，但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会不自觉地放轻脚步，放低声音，像是怕惊扰了什么。
她知道他们惊扰的不是那些老物件，而是那些物件里藏着的、属于上一个时代的安静。那种安静在这个时代已经很少见了，所以人们看到它的时候，会本能地、小心翼翼地对待它。
展览结束的那天，许兮若最后一个离开展厅。
她站在空荡荡的展厅里，看着那些已经摘下来、打包好的作品，看着那个绣房角落被搬空后留下的空白地面，忽然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不是不舍，不是失落，而是一种类似于“完成”的感觉——像一个圆，终于画上了最后一道弧线，首尾相接，严丝合缝。
她拿出手机，给安安发了一条消息：“展览结束了，谢谢你。”
安安秒回了三个字：“谢个屁。”
然后又跟了一条：“回去绣你的花去，别在这煽情。”
许兮若笑了，把手机放回口袋，走出展厅，关上了门。
走廊里很安静，只有她的脚步声在空旷的空间里回响。她走到美术馆大门口的时候，发现外面下起了雨。不大，细细密密的，和巴黎展会那天早上的雨一模一样。
她没有带伞，就在门口的屋檐下站着，等雨停。
高槿之的车不知道什么时候停在了路边。他撑着伞走过来，把她接上车。车门关上的那一刻，雨声被隔绝在外面，车厢里很安静，只有雨刷器来回摆动的声音。
“回家？”高槿之问。
“回家。”许兮若说。
车开动了，窗外的雨水在玻璃上拉出一道道细细的线，像无数根针，在透明的绢面上绣着什么。许兮若看着那些线，忽然想到了下一幅作品要绣什么。
她要绣雨。
不是那种滂沱的大雨，而是那种细细密密的、打在玻璃穹顶上的、像极了南市老街春雨的巴黎的雨。
她要让那场雨，永远下在她的绢面上，永远不会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