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一九七0年的正月十六，我爷老子决明，已经满了五十一岁又三十六天，人民公社的廖书记对我父亲说：“决明说，你是抗美援朝的一级战斗英雄，由你带队去修湘黔铁路，党组织放心，我也放心。你尽管去吧，生产队里的事，交给猫老爷来处理。”
猫老爷就是我隔壁邻居猫哥哥。猫哥哥还只有二十八岁，三年前结的婚，生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取名叫伟政。
说起来真有点好笑，我猫哥哥去相亲的时候，没有一条像样的裤子。我六伯母便对我六伯说：“将长裤子脱下来给儿子。”
我六伯将扎裤头的长裤，交结我猫哥哥，问：“你会系扎裤头长裤吗？”
所谓的扎裤头长裤，裤头上不能穿上布条，更不说用奢侈品皮带，全靠手工将裤头扎紧。
我猫哥哥虽然个子高，但太瘦，扎裤头怎么也扎不紧，走几步路，生怕长裤掉下来，尽出洋相。
如今我爷老子决明，把响堂铺生产队长之职，交给我猫哥哥，说：“猫大，想尽一切办法，让生产队里增产增收，让老百姓填饱肚子，才是唯一的办法。”
我猫哥哥说：“三、三叔，我晓、晓得怎么做、做。”
我爷老子本来不想去修湘黔铁路，但人民公社开过动员大会，当作一项政治任务交代下来，谁敢不听呀。
比我爷老倌大五岁的陈忠实，原来是老土改工作队员。一九五一年土改复查，查到犁家台一户人家，老农大约是做了什么亏心事，一根棕绳子，上吊自杀了。
男人死了，儿子不管母亲的死活，留下一个孤孤单单的长沙女子，吃了上餐没有下餐，好不可怜。陈忠实便动了心思，想把这个女人娶了。
但家中有老婆，还有三个儿子，按照婚姻法，便是重婚罪。老陈便给当时的西阳公社刘大炮主任，送了几十个鸡蛋，两条草鱼，刘大炮说：“老陈，你的情况太特殊，允许你与前妻离婚。”
陈忠实便在山坡上，建了三间土砖房子，高高兴兴把新夫人接过门。
新夫人是个贤惠女人，对陈忠实说：“老陈，你前妻的两个儿子，还没有找到老婆，日子过得苦兮兮，这样下去，恐怕会成为单身汉。”
“老婆，我是手长衣袖短，没有任何办法呀。”
“老陈，听说我娘家的弟弟，在省机电公司上班，专门搞10KV、35KV、110KV线路建，他们肯定需要临时工配合。你何不去长沙，与我联系，问他要不要临时工？”
带着两块细糠头烤出来的腊肉，四十个鸡蛋，一只公鸡，一只母鸡，两条六斤多重的草鱼，陈忠实夫妻，坐了两个多小时的火车，到了长沙。
长沙街头，飘舞鹅毛大雪，五一大道上，很少见行人走动。
陈忠实走到一个国营的副食品商店，问一个年轻的女售货员：“请问，省机电公司在哪里？”
年轻女人飚出一口长沙话：“撮巴子，你说的哪里的土话？我听不懂。”
旁边一个老男人，年龄与陈忠实不相上下，搭口说：“省机电公司在冬瓜山。”
“老陈，我不记得娘家在哪里了，我的父母亲，大概率死了。”
到了下午四点钟，两夫妻才走到机电公司门口。
守传达室的是个快六十岁的老男人，老男人见陈忠实夫妻，冻得像两根冰棍，手里提着礼物，心里嘀咕，他们肯定是来找亲戚的，连忙说：“你们两个人快进传达室，烤烤火。”
传达室有两排长木椅子，中间是有个北京炉子，北京炉子上面放着一个铜壶，铜壶的水，快煎干了。
“你们找哪个？”
“找我弟弟。”陈忠实老婆说：“他叫仇同懈。”
守传达的老头说：“仇科长呀，他住在四栋三单元五楼。你们在这里等着，我叫仇科长过来。哎，传达室里边的房子，有几个茶杯，茶叶盖子里有茶叶，铜壶里有开水，自己泡茶喝。”
陈忠实夫妻，坐下不到五分钟，身上的衣服，冒着水汽，手和脚，有了知觉。
陈忠实刚泡好茶水，守传达室的老男人，领着一个四十一二岁、戴眼镜的男人走进来。
这个男人，看长相，毫无疑问，就是仇同懈。
仇同懈说：“姐姐，我寻找你二十年，一直没有结果。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弟弟，你不晓得，一九四四年五月，薛岳第四次长沙会战失败后，我随逃难的队伍，先是逃到龙城县；龙城县失守后，我本想逃往新化，误打误撞，到了西阳塅里的犁家台，找了一个忠厚老实的男人嫁了。”
“这位就是我姐夫？”
“姐姐命苦，你原来的姐夫，上吊自杀了。是这个男人，收留了我。”
陈忠实夫妻，大约是渴极了，喝完热茶水，向守传达室的老男人，深深地鞠了一躬，才跟着弟弟仇同懈，走入机电公司的院子。
仇同懈的妻子，从来没有听说过丈夫还有亲姐姐。听完仇同懈的解释，张开嘴巴，足可以塞进三个鸭蛋。
仇同懈坐在木沙发上，右手牵着姐姐的手，左手牵着姐夫的手，听说这位新姐夫，停妻另娶姐姐，简直不敢相信，世界上还有这样的男人。
“姐姐，你与前任丈夫，有儿子吗？”
“有一子一女，女儿出嫁了，儿子还没有结婚。”
仇同懈说：“姐夫，你与前妻，有几个孩子？”
“三个儿子。大儿子结婚了，二儿子和三儿子，身无分文，谁家的女孩子，会看上他们？”
“姐姐姐夫，过完年后，我来想办法。我们机电公司，需要一支民工队伍，帮助抬水泥电杆，抬拉盘，打拉洞，挑沙子卵石，背水泥，浇混凝土，扛金具，背塔材，拉导线。”仇同懈说：“民工一天的收入，大概在二块钱左右。即便拿去一块钱，到生产队买工分，自己有一块钱的收入，几个月下来，娶一个老婆的钱，足够了。”
陈忠实晓得，生产队里的男劳力，每天劳作十个小时，还不足两毛八钱收入。一天一块钱收入，那是个天文数字呀。
仇同懈说：“姐夫，如今流行割资本主义的尾巴，你带人来做临时工，别人以为你们是盲流。你们来之前，最好跟人民公社联系，叫公社给我们开一个证明。”
正月初八，陈忠实走进人行山下的人民公社，找到公社廖书记，先前塞了一包岳麓山烟，然后才说：“书记大人，我那个在省机电公司工作的小舅子，仇科长仇同懈，答应我带一支民工队伍，跟他们的电力施工队伍，去做临时配合工。，请您开一个证明。”
“哎哟喂！陈忠实，你是要把青天，戳一个窟窿眼吗？”廖书记操着一口安化口音的话说：“如今从上到下，大搞割资本主义尾巴，而你尽出馊主意，想叫我早点下台吗？”
“廖书记，你大发雷霆干什么？你的上级，县委书记路通同志，在今年的农业农村工作会上作报告，中心议题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增产增收，搞活农村经济。”
“你一个农民，怎么知道高层动态？”
“我看过省报，省报上原文刊登路通书记的报告原文，并配有编者按。证明上级认定了路通书记的报告。”
廖书记忽然笑了，拍着陈忠实的肩膀说：“你是一个有政治头脑的人，我刚才是在考验你。人民公社成立了多种经营办公室，包括修湘黔铁路的民兵、退役军人，都是走这个程序。陈忠实，我家里有个弟弟，二十七岁了，穷得叮当响，你帮我带出去，赚几个讨老婆的本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