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玄站在他旁边，也抬头看着天。
他想了很久，才说：“怪谁都怪不着了。人没了。”
孙逸没说话，站了一会儿，转身进了屋。
堂屋的灯亮着，吴红梅在等他。
她端着一碗热汤，递给他。
他接过来，喝了一口，烫得嘶了一声，但还是咽下去了。
孙玄站在院子里，点了一根烟。
烟头的火光在黑暗里一亮一灭的，像一颗快要熄灭的星星。
他抽完最后一口，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碾灭，然后进了屋。
叶菁璇在等他，炕上的两个孩子已经睡着了。
她看了他一眼，什么也没问。孙玄脱了衣服，躺下来。
他睁着眼睛，看着头顶的房梁。
房梁上什么都没有，黑洞洞的，但他觉得那上面有什么东西，压着他，让他喘不过气来。
叶菁璇轻轻握住他的手，他的手冰凉冰凉的，她握得很紧。
孙玄闭上眼睛，慢慢睡着了。
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走在一条土路上，前面有个人，穿着解放鞋，鞋带松了一只，沾着泥。
他追上去，想喊住他，那人越走越快，越走越远，最后消失在黑暗里。
他醒了。
窗外的天还是黑的，旁边的叶菁璇睡得正沉。
他翻了个身，闭上眼睛，再也睡不着了。
第二天的天，还是没亮透。
孙玄到县政府的时候，院子里已经停满了车。
吉普车、三轮摩托、自行车，歪歪扭扭地挤在一起，车把上、座垫上蒙着一层细细的水珠。
传达室的老李头正往炉子里添煤，听见脚步声，探出头来看了一眼，又缩回去了。
楼里的灯全亮着，每一扇窗户都白晃晃的，像一只只睁大了的眼睛。
走廊里有人来来往往，脚步匆匆，谁也不说话，脸色都沉得很。
三楼会议室的门开着，里面已经坐满了人。
长条桌两边，各乡镇的书记、公社主任、县里各个局的局长，一个挨一个，坐得整整齐齐。
桌上的茶杯冒着热气，但没人喝。
有人在翻笔记本，有人低头看着手里的材料，有人盯着桌面发呆。
空气闷得很，像暴风雨要来之前的那种闷，压得人喘不过气。
刘平坐在主位上，面前摊着几页纸，那是公安送来的调查报告。
他看了一遍又一遍，纸边都捏皱了。
孙逸坐在他旁边，手里捏着根烟，没点。
他的脸色不好，昨天晚上没睡好，眼窝深陷，颧骨突出，像是老了好几岁。
两个人谁都没说话，就那么坐着，等时间到。
会议室里的人越来越多，椅子一把一把地坐满了。
最后进来的是红旗公社的主任赵德明，他四十七八岁，身材魁梧，方脸膛，平时走路带风，说话嗓门大得很。
今天他低着头，脚步沉重，像是腿上绑了沙袋。
他找了一个角落坐下，谁也不看，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攥得紧紧的。
刘平抬起头，看了看墙上的挂钟，短针指着八。
他清了清嗓子，会议室里立刻安静下来，静得能听见茶杯盖子轻轻碰撞的声音。
他站起来，没有拿稿子，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像是从胸腔里震出来的。
“今天这个会，只议一件事。”
他停了一下，目光扫过在座的每一个人，“红星大队知青王建国同志自杀的事。”
会议室里更安静了，有人低下头，有人屏住了呼吸。
赵德明的身子晃了一下，两只手攥得更紧了，指节发白。
刘平继续说：“王建国同志，二十一岁，插队三年，表现一直很好。
去年和今年，两次报名工农兵大学，两次被刷下来。
今年给他的理由是——表现不够好，群众评议不过关。”
他拿起桌上那几页纸，抖了一下，“可公安调查的结果是，今年拿到推荐名额的那个人，是你们公社副主任钱有粮的侄子。”
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颗一颗钉在桌面上。
“钱有粮的侄子，插队不到一年，没下过几天地，凭什么拿到这个名额？”
刘平的目光直直地落在赵德明身上，“赵主任，你说说。”
赵德明的脸一下子白了。
他张了张嘴，声音像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
“刘书记，这个事……我不知道。
名额的事是钱有粮管的，我……”
“你不知道？”
刘平打断他，“你是公社主任，你不知道？钱有粮的侄子拿了名额，王建国被刷下来，你不知道？
王建国去找你们反映，你们不理，你不知道？
他死在县政府门口，你也不知道？”
赵德明张着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了。
他低下头，肩膀塌下去，整个人缩在椅子里，像一团被揉皱的纸。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连呼吸声都听不见了。
孙逸把手里的烟放下，站了起来。
他说话不像刘平那样急，慢，一个字一个字地说：
“赵主任，我不是要追究你一个人。
王建国同志死了，这是事实。他为什么死？是因为他觉得没有活路了。
一个二十一岁的年轻人，在农村干了三年，起早贪黑，吃苦受累，就想上个大学，学点本事，将来有口饭吃。
可他的名额被别人顶了，他去找你们反映，没人理他。
他写信，写了没人看。他走投无路，就死了。”
他停了一下，目光扫过在座的每一个人：“这样的事情，是不是只有红旗公社有？
在座的各位，你们那里，有没有这样的问题？
工农兵名额的推荐，是不是公平？有没有人打招呼？
有没有人递条子？有没有人用名额送人情、做交易？”
没有人回答。
有人低下头，有人看着桌面，有人把手里的笔记本翻来翻去。
角落里，有个公社主任把茶杯端起来又放下，放下又端起来，茶洒了一桌子，他也没注意。
刘平重新坐下，声音缓和了一些，但还是沉得很：“昨天我和孙县长去了红星大队。
也了解了情况，王建国他爹瘫痪在床好几年了，他娘眼睛看不见，家里就靠他。
他走了，这个家就散了。”
他拿起桌上那几张纸，又放下，“他留下的那封信，我看了。
字写得工工整整的，一笔一划都很认真。
他写了他这三年的事，写了想上大学的想法，写了被刷下来的经过。
最后他写，他走了，对不起爹娘，但他实在没办法了。”
会议室里有人的眼眶红了。
坐在角落里的妇联主任用手帕擦了擦眼睛。
赵德明低着头，肩膀在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