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头偏西，风卷着尘土从空荡的展台刮过，木板边缘发出轻微的刮擦声。我站在原地没动，布袋里的铜钱沉甸甸的，三十七枚七文，比往常翻了近两倍。小陈低头核对预订名单，念出最后一个名字时咧嘴笑了：“咱们这罐子，倒成样儿了。”
这话刚落，第二天清晨，镇口集市才开张，我就听见有人在杂粮摊前压低声音说：“听说没？云娘家那果圈，吃坏了一个娃。”
我装作没听见，把昨夜备好的新一批杏脯往板车上搬。标签照旧贴，画的是果园一角，树影斜照，底下四个字——“云娘亲制”，红指印摁在右下角。可一整天下来，人来得少，问得多。几个原本登记预订的熟面孔路过摊前，脚步一顿，又绕开了。
到了晌午，连一向爽快的刘记掌柜也迟疑起来：“昨日还好好的，今早南街李婆子说她孙儿吃了你们家的果圈，半夜闹肚子。”他递回订金，“先停一停吧，等查清楚再说。”
我接过铜钱，没争辩。订单退了三笔，还有两人上门要退货，说是“怕出事”。小陈从账房冲出来，手里攥着半张撕坏的预订单：“王家洼那个赵三郎，昨儿订了两罐，今早就来闹，非说我们拿次货充好。”
我知道，这不是偶然。
当晚我回到作坊，老吴正守在烘灶旁，火光映着他脸上的皱纹。我让他取来最近三批成品，一一拆封查验。杏脯色泽金黄，干燥均匀，无霉无潮；果圈用竹匾晾着，水分控制得刚好，入口韧而不硬。我又去了库房，翻出留样的原料果，个个饱满无斑，是自家园中头茬摘的。
没有问题。
我坐在灯下，盯着那张被退回的预订单看了很久。第二天一早，我找到镇上跑货最勤的小贩老马，请他帮我打听消息。老马在集上混了十几年，耳目灵通。他答应得干脆：“你家东西我吃过，没问题。这话说出去，我也丢面子。”
三天后，他带回话：市面上确实出现了一批低价杏脯，包装粗劣，但罐身也贴了张歪歪扭扭的画，写着“云娘手作”四个字。更巧的是，这批货是从邻县一个叫柳坊的村子流出来的，专挑人多的铺子零卖，每卖出一罐，就有人在边上嘀咕一句：“听说吃坏人了。”
我让小陈去市集转了一圈，果然在药铺后巷的角落里发现了那批仿品。打开一看，果肉发软，有股微酸的馊味，明显是陈年果子回烘的。包装纸上画的果树枝叶错乱，连“云娘”二字都写得不像。
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用了我的名。
当天下午，我带着样品去了县府外设的农产稽查所。这是个不起眼的小院，平日管些米粮成色、油盐掺假的事。接待我的是个五十来岁的老吏，姓周，脸上没什么表情，只问了一句：“你是正主？”
我说是。
他看了看我带来的真品和仿品，又翻了翻我整理的预订记录、生产流程、原料来源，最后说：“你若信得过官家，我可以安排抽检。”
我说我信。
第三日清晨，周老吏带人来了。一行五人，穿着青灰差服，背着工具箱。他们当众打开库存的十坛杏脯，取样送检；又去果园看了果树长势，摘了三枝新果带回化验。整个过程我都让人搬了条长凳摆在院子中央，请附近商户和街坊随意围观。
有个卖豆腐的大嫂抱着孩子站在人群里，小声问：“真是官家来验？”
我说是。
她点点头：“那我就放心了。我家老头子昨儿还说，怕是你家生意好了，遭人眼红。”
检测持续了整整两天。期间不断有人来问结果，也有原先退订的客户悄悄打听后续。我什么都没说，只让小陈在门口立了块新木牌，上面写着：“真品唯一，假一赔十，指印为证。”底下贴着我和周老吏签字的抽样单据复印件。
第五日早上，周老吏亲自送来文书。白纸黑字，加盖县府农产司印，结论清楚：送检样品各项指标均达优等，无添加、无变质、无掺杂，符合本地食品售卖标准。文书末尾还特别注明：“所谓‘食用致病’之说，经查无实据支撑。”
我把文书抄了三份，一份贴在镇集公告栏，一份交由合作的茶楼掌柜代为宣读，最后一份挂在自家摊位正中。当天中午，就有个年轻妇人牵着孩子走过来，把一枚铜钱放在案上：“我要一罐果圈。之前听信谣言，错怪了你们。”
她蹲下身，对孩子说：“你看，这就是妈妈跟你说的‘云娘家’的东西，干净得很。”
傍晚收摊时，小陈抱着新账本进来，脸上有掩不住的喜色：“今天接了十二笔新单，还有八个人补了之前的预订。”他顿了顿，“连刘记掌柜都来了，说要追加五十罐，年底送礼用。”
我没多说什么，只是把那份盖着官印的文书小心折好，放进柜子里。
第二天，我在作坊门口搭了个小棚，摆上几盘切好的试吃品，旁边立了块木牌：“欢迎查验，现场试味。”来的人越来越多，有人吃完当场下单，有人拍照带走说要推荐给亲戚。
夜里，我坐在灯下整理客户回访名单，准备明天开始逐户登门致谢。门外传来脚步声，是小陈。
“东家，”他站在门槛外，手里拿着一封信，“刚才有人从墙外扔进来的。”
我接过信，蜡封完好，正面没写字。拆开一看，里面只有一页薄纸，墨迹未干：
“柳坊已封窑，货全毁。”
我没有烧它，也没有揉皱，只是把它平铺在桌面上，吹灭了灯。
窗外月光照进来，落在纸上，像一层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