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头偏西,风卷着尘土从空荡的展台刮过,木板边缘发出轻微的刮擦声。我站在原地没动,布袋里的铜钱沉甸甸的,三十七枚七文,比往常翻了近两倍。小陈低头核对预订名单,念出最后一个名字时咧嘴笑了:“咱们这罐子,倒成样儿了。”
这话刚落,第二天清晨,镇口集市才开张,我就听见有人在杂粮摊前压低声音说:“听说没?云娘家那果圈,吃坏了一个娃。”
我装作没听见,把昨夜备好的新一批杏脯往板车上搬。标签照旧贴,画的是果园一角,树影斜照,底下四个字——“云娘亲制”,红指印摁在右下角。可一整天下来,人来得少,问得多。几个原本登记预订的熟面孔路过摊前,脚步一顿,又绕开了。
到了晌午,连一向爽快的刘记掌柜也迟疑起来:“昨日还好好的,今早南街李婆子说她孙儿吃了你们家的果圈,半夜闹肚子。”他递回订金,“先停一停吧,等查清楚再说。”
我接过铜钱,没争辩。订单退了三笔,还有两人上门要退货,说是“怕出事”。小陈从账房冲出来,手里攥着半张撕坏的预订单:“王家洼那个赵三郎,昨儿订了两罐,今早就来闹,非说我们拿次货充好。”
我知道,这不是偶然。
当晚我回到作坊,老吴正守在烘灶旁,火光映着他脸上的皱纹。我让他取来最近三批成品,一一拆封查验。杏脯色泽金黄,干燥均匀,无霉无潮;果圈用竹匾晾着,水分控制得刚好,入口韧而不硬。我又去了库房,翻出留样的原料果,个个饱满无斑,是自家园中头茬摘的。
没有问题。
我坐在灯下,盯着那张被退回的预订单看了很久。第二天一早,我找到镇上跑货最勤的小贩老马,请他帮我打听消息。老马在集上混了十几年,耳目灵通。他答应得干脆:“你家东西我吃过,没问题。这话说出去,我也丢面子。”
三天后,他带回话:市面上确实出现了一批低价杏脯,包装粗劣,但罐身也贴了张歪歪扭扭的画,写着“云娘手作”四个字。更巧的是,这批货是从邻县一个叫柳坊的村子流出来的,专挑人多的铺子零卖,每卖出一罐,就有人在边上嘀咕一句:“听说吃坏人了。”
我让小陈去市集转了一圈,果然在药铺后巷的角落里发现了那批仿品。打开一看,果肉发软,有股微酸的馊味,明显是陈年果子回烘的。包装纸上画的果树枝叶错乱,连“云娘”二字都写得不像。
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用了我的名。
当天下午,我带着样品去了县府外设的农产稽查所。这是个不起眼的小院,平日管些米粮成色、油盐掺假的事。接待我的是个五十来岁的老吏,姓周,脸上没什么表情,只问了一句:“你是正主?”
我说是。
他看了看我带来的真品和仿品,又翻了翻我整理的预订记录、生产流程、原料来源,最后说:“你若信得过官家,我可以安排抽检。”
我说我信。
第三日清晨,周老吏带人来了。一行五人,穿着青灰差服,背着工具箱。他们当众打开库存的十坛杏脯,取样送检;又去果园看了果树长势,摘了三枝新果带回化验。整个过程我都让人搬了条长凳摆在院子中央,请附近商户和街坊随意围观。
有个卖豆腐的大嫂抱着孩子站在人群里,小声问:“真是官家来验?”
我说是。
她点点头:“那我就放心了。我家老头子昨儿还说,怕是你家生意好了,遭人眼红。”
检测持续了整整两天。期间不断有人来问结果,也有原先退订的客户悄悄打听后续。我什么都没说,只让小陈在门口立了块新木牌,上面写着:“真品唯一,假一赔十,指印为证。”底下贴着我和周老吏签字的抽样单据复印件。
第五日早上,周老吏亲自送来文书。白纸黑字,加盖县府农产司印,结论清楚:送检样品各项指标均达优等,无添加、无变质、无掺杂,符合本地食品售卖标准。文书末尾还特别注明:“所谓‘食用致病’之说,经查无实据支撑。”
我把文书抄了三份,一份贴在镇集公告栏,一份交由合作的茶楼掌柜代为宣读,最后一份挂在自家摊位正中。当天中午,就有个年轻妇人牵着孩子走过来,把一枚铜钱放在案上:“我要一罐果圈。之前听信谣言,错怪了你们。”
她蹲下身,对孩子说:“你看,这就是妈妈跟你说的‘云娘家’的东西,干净得很。”
傍晚收摊时,小陈抱着新账本进来,脸上有掩不住的喜色:“今天接了十二笔新单,还有八个人补了之前的预订。”他顿了顿,“连刘记掌柜都来了,说要追加五十罐,年底送礼用。”
我没多说什么,只是把那份盖着官印的文书小心折好,放进柜子里。
第二天,我在作坊门口搭了个小棚,摆上几盘切好的试吃品,旁边立了块木牌:“欢迎查验,现场试味。”来的人越来越多,有人吃完当场下单,有人拍照带走说要推荐给亲戚。
夜里,我坐在灯下整理客户回访名单,准备明天开始逐户登门致谢。门外传来脚步声,是小陈。
“东家,”他站在门槛外,手里拿着一封信,“刚才有人从墙外扔进来的。”
我接过信,蜡封完好,正面没写字。拆开一看,里面只有一页薄纸,墨迹未干:
“柳坊已封窑,货全毁。”
我没有烧它,也没有揉皱,只是把它平铺在桌面上,吹灭了灯。
窗外月光照进来,落在纸上,像一层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