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戊申年）
春天正月己丑日，皇上写了《帝范》十二篇送给太子，分别是《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谗》《戒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皇上还说：“修身和治国的道理，这里面都全乎了。要是哪天我不行了，也就没啥别的可说的了。”又接着说：“你得找古代那些贤明的帝王当榜样，像我这样的，可不值得你照搬着学。向高标准看齐，最后也就达到中等水平；要是照着中等标准来，那结果恐怕就只能是下等了。我在位以来，干的不好的事儿也不少，眼前的锦绣珠玉就没断过，宫室台榭也是建了又建，不管多远的犬马鹰隼都弄来了，还到处游玩，搞得供应烦劳。这些都是我严重的过错，你可别觉得这样做对，然后去学。不过呢，我救助天下百姓，好处也挺多；开创大唐基业，功劳也大。好处多坏处少，所以百姓不埋怨；功劳大过错小，所以这江山基业没垮。但要是跟那些尽善尽美的帝王比，我还是差得远，挺惭愧的。你没有我的功劳，却继承了我的富贵，要是竭尽全力做好事，国家才能安稳；要是骄纵懒惰、奢侈放纵，那自己的身家性命都保不住。国家建立起来慢，垮掉可快了；皇位失去容易，得到却难，你可得珍惜啊！可得珍惜啊！”
中书令兼右庶子马周生病了，皇上亲自给他调配药物，还让太子去探望。结果第二天庚寅日，马周就去世了。
戊戌日，皇上到骊山泡温泉。
己亥日，任命中书舍人崔仁师为中书侍郎，参与机要事务。
新罗王金善德去世了，朝廷封金善德的妹妹真德为柱国，封乐浪郡王，还派使者去册封。
丙午日，皇上下诏任命右武卫大将军薛万彻为青丘道行军大总管，右卫将军裴行方当副手，率领三万多人，带着楼船战舰从莱州出发渡海去攻打高丽。
长孙无忌担任检校中书令，负责尚书省和门下省的事务。
戊申日，皇上回宫。结骨这个地方自古以来都没和中原王朝有来往，听说铁勒各个部落都归服唐朝了，二月，结骨的俟利发失钵屈阿栈就来朝见皇上。结骨人长得都高高大大的，红头发绿眼睛，要是有黑头发的，他们就觉得不吉利。皇上在天成殿设宴招待他，跟身边的大臣说：“以前在渭桥斩了三个突厥人的脑袋，我还觉得自己功劳挺大，现在看到这个人在这儿，就不觉得这事儿有多稀奇啦！”失钵屈阿栈请求皇上给他封个官，说：“能拿着笏板回去，那真是百代的荣幸啊。”戊午日，朝廷把结骨设为坚昆都督府，任命失钵屈阿栈为右屯卫大将军、坚昆都督，归燕然都护府管辖。又把阿史德时健俟斤部落设为祁连州，归灵州都督府管辖。
这时候，四方的大小部落首领争着派使者来进贡朝见，路上就没断过人。每年正月初一朝贺的时候，常常有好几百上千人。辛酉日，皇上接见各个少数民族使者，跟大臣们说：“汉武帝打了三十多年仗，把中原搞得疲惫不堪，得到的却没多少。哪像现在我用仁德安抚他们，让那些偏远地方的人都成了咱大唐的编户齐民啊！”
皇上修建玉华宫，一心想着节俭，只有自己住的宫殿用瓦盖顶，其他的都用茅草盖。但太子宫和各个官署都得建，占了好多山地田野，花的钱那也是数以亿计了。乙亥日，皇上到玉华宫；己卯日，在华原打猎。
中书侍郎崔仁师因为有人在宫殿前申诉，他没向皇上奏报，被除去名籍，流放到连州。
三月己丑日，从瀚海都督俱罗勃部划出一块地方，设立烛龙州。
甲午日，皇上跟大臣们说：“我从小在军队里长大，挺能看透敌人的。这次昆丘出兵，处月、处密这两个部落，还有龟兹掌权的羯猎颠、那利，一直摇摆不定，肯定得先收拾他们，弩失毕部落就往后排。”
庚子日，隋朝的萧皇后去世。皇上下诏恢复她的位号，谥号为愍，派三品官员护葬，准备好仪仗队，把她送到江都，和隋炀帝合葬。
充容长城人徐惠，看到皇上东边征讨高丽，西边讨伐龟兹，翠微宫、玉华宫接连修建，而且皇上用的服饰玩物也都很奢华，就上奏章劝谏。大致意思是：“用有限的农业劳动力，去填那无穷无尽的战争消耗；去谋取还没到手的其他部落，却损失了我们已经训练好的军队。以前秦始皇吞并六国，反而加速了灭亡的根基；晋武帝统一三国，结果也很快衰败。这不就是因为自恃功劳大，抛弃德行，轻视国家，贪图利益，忘记危险，放纵情欲导致的嘛！所以说，土地广阔不一定就是国家安稳的办法，百姓劳累才是容易引发动乱的根源。”又说：“虽说用茅草盖房表示节俭，可还是让百姓在木石劳作中疲惫不堪，就算花钱雇人，也难免有烦扰百姓的弊端。”还说：“珍贵的玩物和精巧的技艺，那是让国家灭亡的斧头；珠玉锦绣，实在是迷惑人心的毒药。”还提到：“制定法规时就算力求节俭，都还担心会走向奢侈；要是一开始就定得奢侈，以后怎么约束后人呢！”皇上觉得她说得很对，对她十分礼遇敬重。
【内核解读】
贞观二十二年：盛世余晖下的帝王自省与时代隐忧
这段史料浓缩了唐太宗李世民晚年（公元648年）的政治图景，既延续了“贞观之治”的开明底色，也暴露了盛世之下的矛盾与隐忧，其背后的帝王心态、施政逻辑与时代局限，即便放在今天审视，仍有鲜明的启示意义。
《帝范》：帝王家训里的“自省”与“矛盾”
李世民亲撰《帝范》十二篇赐太子，核心是传递“修身治国”的根本准则——从“求贤纳谏”到“戒盈崇俭”，从“务农崇文”到“赏罚分明”，几乎是对“贞观之治”施政经验的提炼。更难得的是，他主动坦承自身过错：“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甚至直言“如吾，不足法也”，这种“帝王自曝其短”的清醒，在封建时代极为罕见，堪称“君主自省”的典范。
但这份清醒又带着明显的矛盾：他一边告诫太子“骄惰奢纵则一身不保”，一边却在同年营建玉华宫——即便强调“务令俭约”，仅居殿用瓦、余皆茅茨，却仍“备设太子宫、百司，苞山络野”，花费“巨亿计”；一边说“取法于上仅得其中”，一边仍在推进东征高丽、西讨龟兹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这种“言行落差”，本质是晚年帝王“功业追求”与“民生减负”的冲突：李世民既想守住“弘济苍生”的基业，又难舍“肇造区夏”的扩张野心，最终陷入“知过却难完全改过”的困境。
民族政策：从“武力征服”到“以德绥远”的进步
相较于汉武帝“穷兵三十余年，疲弊中国”，李世民对四夷的治理堪称“柔性智慧”的典范。结骨（今柯尔克孜族先民）自古未通中原，其首领入朝后，李世民不仅设宴款待，更设置坚昆都督府将其纳入羁縻体系，封首领为都督；面对“四夷大小君长争遣使入献”的局面，他强调“绥之以德，使穷发之地尽为编户”——这种“以羁縻制代替直接征服”“以册封纳贡代替掠夺压榨”的策略，既减少了战争损耗，又促进了民族融合，奠定了唐代“天可汗”体系的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李世民的“德绥”并非无底线妥协：此前对突厥的军事打击、对高丽的军事部署（薛万彻为青丘道行军大总管），实则是“德绥”的后盾。这种“文武相济”的民族政策，既避免了汉武帝式的“疲弊中国”，也防止了单纯“以德服人”的软弱，至今仍是多民族国家治理的重要借鉴。
徐惠进谏：盛世里的“清醒剂”与政治开明的缩影
充容徐惠的上疏，堪称贞观政治“纳谏传统”的最后一抹亮色。她直指李世民晚年施政的核心问题：东征高丽、西讨龟兹是“以有尽之农功填无穷之巨浪”，营建翠微、玉华宫是“兴木石之疲，有烦扰之弊”，甚至点破“珍玩伎巧乃丧国之斧斤，珠玉锦绣实迷心之鸩毒”，更警示“作法于奢，何以制后”——这些批评精准戳中了“功业扩张”与“民生负担”的核心矛盾，且敢于引用秦皇、晋武“矜功恃大而覆败”的典故，足见其胆识。
而李世民“善其言，甚礼重之”的态度，更是贞观政治开明性的体现。即便他未能完全停止征伐与营建，但对逆耳忠言的接纳，仍区别于后世帝王的“刚愎自用”。这种“君臣相得”的氛围，正是“贞观之治”能延续的关键：即便帝王晚年有懈怠，仍有官僚体系中的“清醒者”敢于发声，而帝王仍保留着“纳谏”的底线。
晚年隐忧：盛世光环下的“制度漏洞”与“历史惯性”
这段史料也暗藏“贞观之治”由盛转衰的伏笔。一方面，李世民的“自省”更多依赖个人觉悟：他告诫太子“勿法吾之过”，却未建立能约束后世君主“奢纵”的制度——玉华宫的营建、对外征伐的持续，本质是“君主集权”下“个人意志凌驾于民生考量”的体现，一旦后世君主失去“自省”能力，便极易引发危机。
另一方面，官僚体系的“容错空间”在缩小：中书侍郎崔仁师因“不奏伏阁自诉者”便被“除名流连州”，虽体现“法治”，却也暴露了晚年政治的“严苛化”——相较于贞观前期对魏徵“犯颜直谏”的包容，此时对官员“失职”的处罚更重，间接削弱了官僚“敢谏”的动力。
此外，对外征伐的“惯性”已现：从东征高丽到西讨龟兹，持续的军事行动虽为大唐拓展了疆域，却也消耗了民力——徐惠“人劳乃易乱之源”的警示，在数十年后“安史之乱”中得到印证。
结语：贞观二十二年的“历史镜鉴”
贞观二十二年的李世民，是“明君”与“凡人”的结合体：他有“绥之以德”的政治智慧，有“自曝其短”的清醒，却也难逃“帝王功业欲”的裹挟，陷入“知过难改”的困境。这段历史留给今天的启示在于：盛世的维系，既需要领导者的“自省”，更需要“制度约束”；国家的治理，既要追求“疆域拓展”的功业，更要守住“民生为本”的底线；而政治的开明，不仅需要“君主纳谏”的胸怀，更需要“官僚敢言”的土壤与“容错纠错”的机制。贞观二十二年的盛世余晖，恰是一面照见“权力本质”与“治理逻辑”的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