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纪十五，起自公元648年（戊申年）四月，止于公元655年（乙卯年）九月，共七年六个月。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戊申年）
四月丁巳日，右武候将军梁建方去攻打松外蛮，把他们打败了。
一开始，巂州都督刘伯英上奏说：“松外那些蛮人刚投降又反叛，请求出兵讨伐，打通去西洱和天竺的路。”皇上就下令让梁建方征调巴蜀十二个州的兵力去征讨。蛮人的首领双舍带着人抵抗，梁建方把他们击败，杀了和俘虏了一千多人。其他蛮人都吓坏了，纷纷逃到山谷里。梁建方分别派使者去跟他们讲清楚利害关系，这些蛮人就都来归附了，前前后后一共来了七十部，有十万零九千三百户。梁建方任命他们的酋长蒙和等人当县令，让他们各自统领自己的部落，大家都挺高兴。接着又派使者去西洱河，西洱河的首领杨盛大吃一惊，赶忙准备船想逃跑，使者又跟他讲了大唐的威严和信誉，杨盛就请求投降了。那个地方有杨、李、赵、董等几十姓，各自占据一个州，大的州有六百户，小的州有二三百户，没有一个大的君主来统一管理，他们的语言虽然有点小差别，但生活生产、风俗习惯，跟中原地区大致相同，他们自己说本来就是华人，跟中原不同的地方就是把十二月当成一年的开头。
己未日，契丹的辱纥主曲据带着人归附唐朝。朝廷把他们的地盘设为玄州，任命曲据为刺史，归营州都督府管辖。
甲子日，乌胡镇的将领古神感带兵渡海去攻打高丽，在易山遇到高丽的五千步兵和骑兵，双方交战，古神感把他们打败了。到了晚上，高丽一万多人来袭击古神感的船，古神感设下埋伏，又把他们打败，然后就回去了。
之前，西突厥的乙毘咄陆可汗任命阿史那贺鲁为叶护，让他住在多逻斯水，这个地方在西州北面一千五百里，阿史那贺鲁统领处月、处密、始苏、歌逻禄、失毕这五个部落的人。后来乙毘咄陆逃到吐火罗，乙毘射匮可汗派兵去追他，乙毘咄陆的部落就散了。乙亥日，阿史那贺鲁带着剩下的几千营帐的人归附唐朝，皇上下诏让他们住在庭州的莫贺城，任命阿史那贺鲁为左骁卫将军。阿史那贺鲁听说唐朝要出兵讨伐龟兹，就请求当向导，还带着几十个骑兵来朝见皇上。皇上任命他为昆丘道行军总管，好好地设宴招待，赏赐了他，然后送他回去准备。
五月庚子日，右卫率长史王玄策攻打帝那伏帝王阿罗那顺，把对方打得大败。
一开始，中天竺王尸罗逸多的兵力最强，四天竺都向他称臣。王玄策奉命出使天竺，各国都派使者来进贡。结果尸罗逸多去世了，天竺国内大乱，他的臣子阿罗那顺自立为王，还发动胡兵攻打王玄策。王玄策带着三十个随从迎战，根本打不过，都被抓了，阿罗那顺还抢走了各国进贡的东西。王玄策趁夜逃脱，跑到吐蕃西部边境，写信向邻国征兵。吐蕃派了一千二百名精锐士兵，泥婆国派了七千多骑兵赶来。王玄策和他的副手蒋师仁带着这两个国家的兵，打到中天竺的茶馎和罗城，连续打了三天，把对方打得落花流水，杀了三千多人，掉到水里淹死的将近一万人。阿罗那顺弃城逃跑，又召集了一些残兵败将，回来和蒋师仁再战，又被打败了，阿罗那顺也被抓住了。剩下的人带着阿罗那顺的妃子和王子，据守乾陀卫江，蒋师仁继续进攻，这些人都溃散了，阿罗那顺的妃子和王子也被俘虏，还抓了一万二千男女。这下天竺震动，五百八十多个城邑和村落都投降了，王玄策带着阿罗那顺回国。朝廷任命王玄策为朝散大夫。
六月乙丑日，朝廷把白的别部设为居延州。
癸酉日，特进宋公萧瑀去世了。太常寺商议给他定谥号为“德”，尚书省商议定谥号为“肃”。皇上说：“谥号是用来体现一个人一生的行为事迹的，得符合实际情况，就定谥号为贞褊公吧。”萧瑀的儿子萧锐继承爵位，娶了皇上的女儿襄城公主。皇上想给他们盖个新府邸，公主坚决推辞，说：“媳妇侍奉公婆，就应该早晚都在身边，如果住在别的府邸，就没法好好侍奉了。”皇上就下令在萧瑀原来的府邸基础上为他们修建。
皇上觉得高丽已经疲惫不堪，就打算明年派三十万大军，一下子把它灭掉。有人认为大军东征，得准备够一年吃的粮食，牲畜根本驮不了这么多，应该准备船舰走水路运输。隋朝末年的时候，剑南地区没有盗贼侵扰，后来辽东打仗，剑南也没参与，当地百姓很富裕，应该让他们来造舟舰。皇上同意了。秋天七月，派右领左右府长史强伟到剑南道去伐木造舟舰，大的船有的长达百尺，宽度是长度的一半。另外还派使者去疏通水道，从巫峡一直到长江、扬州，再到莱州。
庚寅日，西突厥的丞相屈利啜请求带着自己的部落跟随朝廷去征讨龟兹。
之前，左武卫将军武连县公武安人李君羡在玄武门值班。当时太白星多次在白天出现，太史占卜说：“女主会昌盛。”民间还流传一本《秘记》，上面说：“唐朝三代之后，女主武王会取代唐朝统治天下。”皇上很忌讳这事儿。有一次皇上和各位武将在宫中宴饮，玩行酒令，让大家各自说自己的小名。李君羡说自己小名叫五娘，皇上听了很惊讶，接着笑着说：“什么女子，竟然这么勇猛健壮！”又因为李君羡的官职、封号里都有“武”字，皇上就特别厌恶他，后来把他调出京城去当华州刺史。有个平民叫员道信，说自己能辟谷，还通晓佛法，李君羡特别敬重信任他，经常跟他在一起，还背着人说话。御史就上奏说李君羡和妖人勾结，图谋不轨。壬辰日，李君羡因此被杀，家里财产也被没收。
皇上偷偷问太史令李淳风：“《秘记》里说的事儿，真有这回事吗？”李淳风回答说：“我观察天象，推算历数，这个人已经在陛下的宫里了，是陛下的亲属，从今往后不出三十年，她会统治天下，把唐朝子孙几乎杀光，这个征兆已经形成了。”皇上说：“把那些可疑的人都杀了，怎么样？”李淳风说：“这是上天注定的，人没办法违抗。称王的人不会死，杀了这些人只是多杀无辜。而且三十年以后，那个人已经老了，可能会有点慈悲心肠，造成的灾祸也许会小一些。现在就算找到了这个人把她杀了，上天可能又生出个年轻气盛的，到时候发泄怨恨，恐怕陛下的子孙就一个都不剩了。”皇上这才打消了这个念头。
司空梁文昭公房玄龄在京城留守，病得很重。皇上把他接到玉华宫，让他坐着轿子进殿，到了御座旁边才下来。两人相对流泪，皇上就把房玄龄留在宫里住。听说房玄龄病情稍有好转，皇上就喜形于色，要是病情加重，皇上就满脸忧虑憔悴。房玄龄对他的儿子们说：“我受皇上的大恩，如今天下太平，只有东征高丽的事儿还没停止，大臣们都不敢劝谏，我明知这样不对却不说话，就算死了也有罪责。”于是就上表劝谏，他说：“《老子》里讲：‘知道满足就不会受到屈辱，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有危险。’陛下的功名威德已经足够了，开拓疆土也可以停下来了。而且陛下每次判决一个重刑犯，都要反复审核上奏好几次，还吃素、停止奏乐，这是重视人命啊。现在驱使那些无罪的士兵，把他们送到刀刃之下，让他们肝脑涂地，难道不值得怜悯吗？要是高丽违背臣子的礼节，那可以去征讨；要是他们侵扰百姓，也可以灭掉他们；要是以后会成为中原的祸患，除掉他们也行。可现在这三条都不占，却白白让中原劳烦，对内说是为前代雪耻，对外说是为新罗报仇，这难道不是想得到的好处小，而损失太大了吗？希望陛下能给高丽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烧掉那些战船，遣散应募的士兵，这样自然能让中原和外族都受益，远近都安宁。我马上就要入土了，如果陛下能听进我这临终的谏言，我死了也能瞑目！”房玄龄的儿子房遗爱娶了皇上的女儿高阳公主，皇上对公主说：“你公公病得这么重，还在为国家担忧。”皇上亲自去看望房玄龄，握着他的手和他诀别，悲痛得不能自已。癸卯日，房玄龄去世。
柳芳评论说：房玄龄辅佐太宗平定天下，直到他去世都在宰相之位，一共三十二年，天下人都称他为贤相。然而他的功绩却找不到什么特别突出的事迹可以追寻，这是他的德行达到了极致啊。所以太宗平定祸乱，房玄龄和杜如晦不居功；王珪、魏征善于劝谏，房玄龄和杜如晦就承认他们的贤能；李靖、李积善于带兵，房玄龄和杜如晦就推行他们的主张，使得天下太平，把功劳都归给君主。房玄龄作为唐朝的宗臣，那是当之无愧啊！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浓缩了贞观后期唐朝的军事扩张、民族治理、政治伦理与权力隐忧，既延续了“贞观之治”的治理智慧，也埋下了王朝转型期的潜在矛盾，可从四个核心维度展开解读：
军事与外交：唐朝“天可汗体系”的实力印证与扩张隐忧
这一年的军事行动，集中体现了贞观时代唐朝在东亚、中亚乃至南亚的威慑力，但也暴露了“扩张红利”背后的风险。
--“威慑型外交”的巅峰：王玄策天竺之役
王玄策仅凭“使者身份”，在被擒后脱身借兵（吐蕃一千二百人、泥婆国七千骑），便能击溃中天竺叛军、擒获其王阿罗那顺，甚至震慑五百八十余城归附——这并非单纯的个人能力，而是唐朝“天可汗”地位的直接体现。当时唐朝对周边政权的影响力，已超越“军事征服”，形成“以威立信”的外交逻辑：周边政权（如吐蕃、泥婆国）愿为唐朝使者出兵，本质是认可唐朝主导的区域秩序。这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是贞观年间“华夷共尊”格局的最佳注脚。
--边疆治理的“刚柔并济”：从松外蛮到契丹的归附
梁建方讨松外蛮时，并非一味镇压：先击败抵抗者，再派使者“谕以利害”，最终七十部、十万余户归附，还任命当地酋长为县令——这是唐朝“羁縻政策”的经典操作：以军事威慑为后盾，以“因俗而治”为核心，既避免了长期战乱，又将边疆纳入王朝管理体系；契丹首领曲据内附后，唐朝设“玄州”、任其为刺史，更是将“羁縻州”制度落到实处，这种“包容式治理”远比单纯的武力征服更能稳定边疆，也是贞观年间民族关系相对和谐的关键。
--扩张的隐忧：征高丽的“执念”与房玄龄的警示
太宗因“高丽困弊”计划次年发三十万大军灭高丽，甚至强令剑南造百尺大船筹备水运——这暴露了贞观后期的“扩张惯性”。房玄龄临终谏言直指核心：高丽既未“违失臣节”，也未“侵扰百姓”，更非“未来大患”，征讨不过是“为前代雪耻、为新罗报仇”，属于“所存者小，所损者太”。这番话戳中了太宗晚年的矛盾：他一生以“民本”为治世核心（如“决重囚必三覆五奏、止音乐”），却在高丽问题上陷入“功业执念”，忽视了“驱无罪士卒赴锋刃”的民生代价。后来的历史也证明，对高丽的长期征伐，确实成为消耗唐朝国力的重要因素。
政治伦理：从谥法、公主到贤臣，贞观“制度与人”的良性互动
这一年的政治细节，折射出贞观时代成熟的政治伦理——既重“规则”，也重“人情”，更重“责任”。
--谥法的“实事求是”：太宗对萧瑀的评价
太常议萧瑀谥“德”、尚书议“肃”，太宗却定“贞褊公”（“贞”指正直，“褊”指狭隘），理由是“谥者，行之迹，当得其实”。这看似小事，却体现了贞观政治的“务实精神”：谥法不是“荣誉包装”，而是对官员一生品行的客观总结，即使是功臣（萧瑀是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也不回避其性格缺陷。这种“不溢美、不隐恶”的评价标准，避免了官僚体系的“虚伪化”。
--皇室的“伦理示范”：襄城公主的选择
太宗想为公主营建单独府第，公主却以“妇事舅姑当朝夕侍侧”为由拒绝，最终“即瑀第而营之”。在古代宗法制社会，皇室的行为是社会伦理的“风向标”：公主主动遵守“孝道”（侍奉公婆），拒绝“特权化”，本质是通过皇室自律维护儒家伦理秩序，这也是贞观年间“民风醇厚”的重要原因——统治者先“正己”，再“正人”。
--贤臣的“责任终极”：房玄龄的临终谏言
房玄龄病重时仍忧心“东征未已”，直言“群臣莫敢谏，吾知而不言，死有馀责”，甚至上表劝太宗“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他的担当，恰恰是贞观“贤相政治”的核心：不是“唯上是从”，而是“以天下为己任”——即使皇帝晚年有执念，即使自己行将就木，仍要尽“谏诤”之责。柳芳评价他“定祸乱而不言功，让贤而不抢名，行其道而助太平”，精准点出了贞观贤相的特质：他们是“制度的推动者”，而非“个人的表演者”，最终将治世之功归于君主，却默默承担起治理的细节，这正是“贞观之治”能延续的关键。
权力阴影：谶纬迷信下的冤案与皇权的“多疑基因”
李君羡之死与“女主武王”谶语的纠葛，是这段史料中最刺眼的“阴影”，暴露了古代皇权的本质缺陷。
--谶纬的“杀伤力”：李君羡的无妄之灾
只因“太白昼见”的天象、“女主武王代有天下”的传言，再加上李君羡小名“五娘”、官称封邑皆有“武”字，太宗便“深恶之”，最终以“与妖人交通”为由将其诛杀、抄家。这起冤案的核心，是皇权对“潜在威胁”的极端敏感：即使没有任何实据，仅凭“符号巧合”（名字、封号中的“武”字），就能轻易摧毁一位功臣。它打破了贞观“任人唯贤”“依法治国”的光环，暴露了古代皇权“迷信大于理性”“猜忌压倒信任”的本质——即使是太宗这样的“明君”，也难逃“皇权至上”的逻辑陷阱。
--李淳风的“理性缓冲”：天命论下的“止损”
太宗曾想“疑似者尽杀之”，李淳风却以“天之所命人不能违”“杀老弱或生壮者更祸”劝阻，最终让太宗放弃了“滥杀”。这一细节耐人寻味：李淳风并非否定“谶语”，而是用“天命论”反制“滥杀”——他没有说服太宗“谶语不可信”，而是让太宗相信“滥杀会引发更大灾祸”。这既是古代“天人感应”思想的体现，也从侧面说明：贞观后期的政治理性，已开始依赖“迷信逻辑”来维系，而非基于“事实与制度”，这为后来武则天利用“谶纬”崛起埋下了伏笔。
历史坐标：贞观二十二年的“承前启后”
这一年是贞观后期的“缩影”：它既有“贞观之治”的余温——边疆稳定、贤臣在侧、伦理有序；也预示着王朝的“转型阵痛”——扩张执念、皇权多疑、谶纬干扰。
--“治世终点”的信号：房玄龄之死
房玄龄的去世，不仅是一位贤相的落幕，更是贞观核心治理团队（房玄龄、杜如晦、魏徵等）的彻底退场。他辅佐太宗32年，是“贞观之治”的“隐形支柱”——无赫赫战功，却能协调文武、稳定朝政、推动制度落地。他的离去，标志着太宗时代“君臣共治”模式的终结，也为高宗继位后的权力格局变化（如武则天逐步掌权）腾出了空间。
--“未来伏笔”的铺垫：从贺鲁内附到谶语预言
西突厥贺鲁内附后被任命为“昆丘道行军总管”，看似是唐朝“招抚异族”的成功，却为后来贺鲁叛唐、建立沙钵罗汗国埋下隐患；“女主武王”的谶语虽暂时平息，却在太宗心中种下“警惕武氏”的种子，而这颗种子最终指向了武则天——这些“伏笔”都在贞观二十二年埋下，最终在高宗、武周时期爆发，成为唐朝历史的重要转折。
综上，贞观二十二年不是“贞观之治”的巅峰，却是“盛极而转”的关键节点：它既展现了唐朝作为“天可汗王朝”的实力与智慧，也暴露了皇权制度的固有缺陷与晚年治理的执念；既留下了房玄龄式的贤臣典范，也记录了李君羡式的皇权悲剧。这段历史的价值，正在于它的“复杂性”——它让我们看到，“贞观之治”并非完美无缺的“理想国”，而是一个充满矛盾、在理性与执念、包容与猜忌中前行的真实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