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家晾晒通风了足够长的时间，每一处角落都早已按照我们的心意布置妥当，只等主人入住。
住在江予安父母那套临时居所的日子固然温馨，但总有一种“客居”感，尤其是那三级台阶和不够无障碍的卫生间，始终是生活里的小小磕绊。
所以，当江予安在某天晚饭后，放下筷子，很自然地说“月月，我们是不是该搬回去了？”时，我的心里立刻开出了一朵雀跃的花。
“好啊！”我几乎是立刻响应，但随即想到实际问题，“不过东西零零碎碎的也不少……”我们当初是打算暂住，搬来时就没彻底规整，加上这段时间生活积累，零零散散的东西着实不少。
江予安仿佛看穿了我的心思，他转动轮椅来到我面前，握住我的手，神情认真，带着不容反驳的叮嘱：“月月，你听好。虽然我们东西不少，但你必须忍住，一样都不许自己动手搬。”他加重语气，“还请专业的搬家公司来。大不了多花点钱，你老公这点钱还是能赚来的，别省这个。”
我知道他是担心我累着，更担心我不知轻重伤到自己。心里暖洋洋的，却故意撇撇嘴：“知道啦，江老板财大气粗。”
他失笑，捏了捏我的手指，继续规划：“至于到了新家，东西归置整理，有我和你一起。你别忘了，”他嘴角扬起一个有些小得意的弧度，“新家是完全无障碍设计，我行动方便得很，可以给你打下手，递个东西，拆个包装，指挥你把东西放哪儿，绝对不比别人差。”
想到新家那些贴心设计——畅通无阻的动线、高度适宜的柜子、宽敞的转身空间——我确实安心不少。在那里，他的轮椅不是障碍，而是他自如活动的工具。
“行行行，”我笑着应承，把头靠在他膝上，“都听我们江总监的。那我联系搬家公司？还是我们之前那家？”
“嗯，就那家。他们经验丰富，知道怎么处理更稳妥。”江予安点头。
搬家的日子定在了周六，阳光明媚。江予安特意把工作排开，全程陪我“监工”。我笑称他是“总指挥”，他居然一本正经地接受了这个头衔。
搬家工人准时上门，训练有素，动作麻利。我和江予安的主要任务，就是确认哪些东西要搬，哪些留下（留给江爸江妈偶尔来住时用），以及提醒工人易碎物品和贵重物品。
江予安操控着轮椅，在各个房间穿梭，比我还清楚某些小物件收在哪里，指挥若定：“卧室书架第二层那个深蓝色的盒子要搬。”“客厅电视柜下面那个收纳箱，轻拿轻放。”
我则亦步亦趋地跟在他身边，拿着清单核对，时不时给他递水。看着他从容不迫地安排，心里有种奇特的安定感。这个家，从设计到如今入住，每一步都有我们共同参与的痕迹。
作为一个文字工作者，我的书数量可观，而且有些是绝版或珍贵的参考资料，我视若珍宝。工人师傅看我紧张的样子，笑道：“女士放心，我们包好书角，用专用书箱，保证完好无损。”
可当他们开始将一摞摞书放入特制书箱时，江予安突然操控轮椅上前，对其中一个工人说：“师傅，麻烦您，这一箱装到三分之二满就好，不要太重。”
工人师傅有点不解：“没事，我们搬得动，箱子承重也好。”
江予安却坚持，指了指我，语气温和但带着笑意：“不是怕你们搬不动，是怕到了新家，我太太非要自己搬去上书架。箱子轻一点，她偷偷搬的时候，不至于闪着腰。”
我：“……”
工人们愣了一下，随即爆发出一阵善意的哄笑。我闹了个大红脸，嗔怪地瞪了江予安一眼，他却只是挑眉看着我，一副“我说错了吗”的表情。工头笑着打圆场：“明白明白！江先生考虑周到！咱们就听指挥，箱子都装轻点！”
结果就是，我的书，被分装成了更多箱，但每箱都轻飘飘的。到了新家，江予安果然“监督”着我，只让我一次搬一箱，还必须是空手去，抱着箱子回来，不许摞起来。他自己则负责用轮椅运一些更轻的杂物，或者在我把书摆上书架时，在下面帮我递书，顺便检查我有没有按他规定的“分类法”摆放。
“这本《追忆似水年华》应该放在法国文学区，你怎么混到英国文学里了？”他举着一本书，仰头问我。
“哎呀，顺手嘛！差不多啦！”我在梯凳上敷衍。
“差远了，”他毫不留情，“体系不能乱。放回来。”
我只好乖乖爬下来调整。看着他一脸严肃地维护着我的“知识体系”，我又好笑又觉得心里某个地方被填得满满的。
忙碌而有序的一天过去。
当最后一样物品归位，工人离开，夕阳的余晖正好透过新家宽大的落地窗，洒满一室温暖。我们并排“坐”着，看着这个完全属于我们、每一处都为我们量身打造的空间，空气中还漂浮着新家具和新拆包装的淡淡气味。
“终于回家了。”江予安伸出手，与我十指相扣。
“嗯，回家了。”我靠在他的轮椅扶手上，疲惫却满足。
这里没有需要背他上去的台阶，没有需要小心翼翼转移的狭窄卫生间，没有任何需要“克服”的障碍。
这里有的，只是畅通无阻的爱与未来。归巢的喜悦，如同窗外渐浓的暮色，温柔地将我们包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