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怎么布置？兵不够，工事不够，炮更不够。”
孙元良把牌一推，又和了。
“你们以为我不知道？光华门、中华门、雨花台，说是一个军或者一个师守着，实际上也就那么几千人。鬼子的重炮一架，飞机一炸，那片地方除了坟头还是坟头。”
“我八十八师在上海打得只剩下七千多人，回南京倒是补了几千新兵，可都是没上过战场的娃娃，连枪都端不稳。你让他们守雨花台？不如把城门打开让他们跑。”
“那怎么办？”
桂永清皱着眉头问。
“怎么办？看着办。”
孙元良摸起一支烟，点上，深深吸了一口，把声音压得很低。
“打是要打的，不然上面对不上账。可打也要讲个打法。死打，那是蠢。委座的命是命，老子的命也是命，仗打到这个份上，该做的样子做足了，该走的时候就别磨蹭。”
“我丑话先说到前面——真要到了那一天，我是要走的。你们爱留就留，别拽着我。大不了我去江北找几个散兵，回头再跟你们在武汉碰头。”
邱清泉没作声，只是闷头抽烟。桂永清把牌往桌上一丢，骂了一句：
“他妈的，这打的什么仗。”
孙元良往嘴里倒了半杯酒，咂咂嘴：
“这两天，我已经让手下人把能烧的文件都烧了。该送的、该藏的，都安排完了。雨花台那边，鬼子一来，打几枪做个样子就赶紧撤。咱们不能把家底全折在城墙上。”
邱清泉笑了：
“元良兄，你他娘的倒是想得周全。老子看这个形势也是老火，到时候咱们见势不妙就往下关跑。关键时候，谁能先到江边，谁就能先过江。渡口那边我已经派人去探了，乱得不成样子，全是有钱的买票，有权的抢船，没权的淹死。”
桂永清冷笑：
“都一个样。那个宪兵司令萧山令还想搞什么码头秩序，他拿什么搞？日本人说到就到，到时候他自己都不一定跑得掉。”
孙元良把酒杯往桌上一放，身子朝后一仰，整个人陷进沙发里，像一堆没骨头的肉。
他望着天花板上缓缓旋转的彩灯，声音里透出一种奇异的慵懒和空虚：
“我没唐孟潇他们那么大的野心，我不求杀敌，不求升官。我只要能保住这颗脑袋过了江，就是大功德一件。南京守不守得住，关我屁事。这世道啊，谁认真谁死。”
收音机里，播音员的声音依旧高亢，说着“我军固守阵地，誓与首都共存亡”之类的话。
歌声响起，女声娇媚地唱着《花好月圆》，和窗外的夜色、远处的炮声混在一起，像一幅用胭脂水粉画在硝烟上的画，轻轻一碰就碎了。
窗外河面上，不知哪家画舫上还挂着一串红灯笼，在夜风里晃悠悠地亮着。
几个醉醺醺的歌声从水上飘过来，唱的是“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
那歌声轻飘飘的，和着水声，像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的回响。
12月23日，郎溪。
樊鹏举坐在郎溪县衙的大堂上，两条腿翘在案桌边，手里端着一碗刚热好的醪糟，呼噜呼噜地喝着。
他四十来岁，肥头大耳，剃了个光头，后脑勺堆着三道肉褶子，穿一身黄布军装，扣子只系了中间两颗，肚子把衣服撑得鼓鼓囊囊，领口的将星歪在一边，露出里面油腻腻的衬衫。
满嘴酒气，混着醪糟的甜香，在清冷的大堂里散开。
他就是第二十一军一百四十五师师长樊鹏举，江湖人称“樊哈儿”。
“哈儿”在四川话里是傻子的意思，但整个川军系统里，没有人敢把这个身材臃肿、说话颠三倒四的胖子当傻子。
他当年在合川当袍哥舵把子，手底下管着几千弟兄，在嘉陵江码头上说一句“今天不过船”，满江的货船就得在江心漂到第二天。
后来刘湘收编袍哥队伍，樊鹏举带着一帮兄弟下山投军，成了正儿八经的国军师长。
可这人的做派，还跟当年在码头堂口里一般无二。他前面得报，日军前锋已过了广德，正往郎溪方向来，后脚便接张阳和刘湘的密令：
在郎溪做做抵抗，就撤。撤要撤得真，要撤得连别人拿不住把柄，又要撤得快。
他喝了最后一口醪糟，把碗往案桌上一墩，抹了把嘴唇，对堂下站着的几个旅团长说：
“弟兄们，都听到说了？小鬼子离城还有30里。老子也不瞒你们了，这郎溪城啊，我们只守半天。半天一到，各人把各人的东西收拾好，轻装出城。”
“哪个手贱要多带两件破铜烂铁，我就把他那烂脾气抖出来，让全川的袍哥都晓得他是个贪财怕死的东西。”
一个叫潘四的团长凑上来，挤眉弄眼地问：
“师座，刘长官那边是怎么说的？让咱们退到哪儿去啊？兄弟们这阵子跑是跑惯了，可也不能跟没头苍蝇似的乱窜，总得有个方向嘛。再说打几下就跑，委员长要问起来，总得有个说法，要不然脑壳保不住嘛。”
樊鹏举哼了一声，从怀里掏出根旱烟杆，慢悠悠地往烟锅里塞烟叶子，嘴里不紧不慢：
“张军长把地方都指好了。咱们往广德东南走，到伏击地隐蔽。至于违令？鬼个违令。老子几个兄弟在前面卖命，委员长在庐山要骂就随便他骂，反正有刘长官和唐司令在上头顶着嘛。”
“真到了军法处，老子就跟他摆袍哥的理——打不过嘛，未必还叫老子全死球了才算硬汉？”
“这年头，当兵吃粮，命是个人的，命在，啥子都在。再说了，我们后头又不是不打，还是要回来打得嘛，他们紧斗慌啥子嘛！”
一番话说得堂里几个旅长都笑了，气氛轻松了不少。
樊鹏举挥了挥烟杆：
“不过话莫说颠倒了，做戏也要做全套。刘麻子，你的团守东门；潘四，你的团出城在官道两边的坡上放两枪就赶紧钻树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