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亦可第二天一早进办公室，桌上已经放了两张纸。
一张是陈海昨晚签的工作单，要求她所在的处对丁义珍的外围关系进行二次核实，重点是通联时间、资金往来和出境前后的异常接触。每一项先核实来源，再逐级归档。
另一张没有文号，是督导组工作人员半小时前送来的备忘录，要求同一批人员立即分组补查，中午前报回第一版结果。
老周站在她桌边，手里拿着刚打印的名单：“我带人去找姚老板，小李去对接那个财务，中午之前应该能出初步线索。”
陆亦可看了一眼名单：“姚老板昨天已经被列入另一组的工作核查名单了。”
“哪一组？”
“综合处。”
老周的手停在纸上：“他们打算什么时候上门？”
陆亦可拿起电话打到综合处。对方已经在路上，车离姚老板的公司不到两个路口。更麻烦的是，两边准备问的内容并不一样：综合处按陈海的口径做普通核实，他们这边则按督导组的要求追问是否存在干部干预。
一个人在一个早上被两批反贪人员连续上门，即使原本没有问题，也会先学会害怕。
“让综合处的车先停。”陆亦可说。
电话那头问：“我们听谁的指令？”
“听我的，所有责任我来担。”
综合处的车停在路边。陆亦可让两组人把工作单都传回来，花了二十分钟才确定，不只姚老板一人重复，还有两家公司的原始凭证同时被不同小组调阅。档案室不敢拆分，两边都在等。
中午前报第一版结果的要求，已经不可能完成。
陆亦可拿上两张纸，直接去了会议室。
陈海和侯亮平都在。一个正在签材料调阅单，一个站在地图前看丁义珍失联后的时间线。
陆亦可把两份指令同时放到桌上：“二位先统一一下口径。我不想底下人干活，还要猜该听谁的命令。”
侯亮平回头：“谁让你们擅自抓人了？”
“目前还没有抓人。”陆亦可指向两张纸，“但一份要求我们先核实、再归档，一份要求我们中午前突破案情。两组人差点同时冲进同一家公司，档案室的核心材料也被两边同时调取。我紧急叫停了一组，现在整体核验进度已经延误。”
陈海问：“这两批工作单，有没有经过办公室统一编号备案？”
“没有。督导组的备忘录是直接下发到处室的。”
陈海把备忘录推给侯亮平：“这就是我昨天说的指令归口问题。”
“要是所有工作指令都先堆到你办公室排队审批，丁义珍何止只跑一天。”侯亮平说，“督导组要求加急核查，有什么问题？”
“加急办案没问题。”陆亦可接过话，“问题是两组加急任务，撞到了同一处核查对象身上。”
侯亮平看了她几秒：“亦可，你现在是汇报工作，还是在教训我们？”
“我是恳请两位领导，给一线执行人一套清晰、统一的指令。”
这句话出口，陈海没有立刻给她解围。如果他马上接话，会让这场争论变成他指使下属顶撞督导组。
他只把延误的时间写在记录纸上：四十二分钟。
“从今天起，督导组向各处下发的具体工作要求，必须同步抄送反贪局综合处。”陈海说，“综合处只核查任务重复、冲突问题，不干预、不审批督导组工作意见。紧急任务可先执行，事后两小时内补齐登记手续。”
他看向侯亮平：“这样既能保证办案效率，也能避免各组工作撞车、重复劳动。”
侯亮平转着手里的笔，最终点头：“可以试行。但记住，抄送是备案，不是拦截督导指令。”
“落实到会议纪要里。”陈海说。
陆亦可收起两张工作单，转身出门。走廊里，老周还在等她的消息。
“接下来听哪边的指令？”老周问。
陆亦可把两张纸卷在一起：“优先执行书面指令。如果两份都是正式书面通知，那就整合任务、统一核查。”
那辆停在路边的车重新开了起来。四十二分钟已经追不回来，但从这一刻开始，至少每一道指令会先留下自己来过的痕迹。
下午，陆亦可和老周终于见到了姚老板。
他们没有去公司大堂，而是按预约在园区物业的小会议室见面。姚老板进门时带了律师，坐下后第一句话就是：“我到底要配合多少组调查？”
陆亦可问他为什么这么说。
姚老板把手机放在桌上。上午九点多，他的秘书接到过一个自称反贪局工作人员的预约电话，十点左右又接到另一个。两个电话都没说案情，但已经足够让公司里的人猜了一个上午。
老周的脸色不太好看。按陆亦可的要求，综合处的车虽然停了，但预约电话已经打出去，收不回来。
“从现在开始，只有我们这一组对接、核实你的情况。”陆亦可将自己的工作证件和书面通知放到桌上，“今天只是常规核实，不会对你采取任何强制措施。你可以让律师全程陪同，遇到不清楚的问题，如实说明即可。”
姚老板看完通知，没有立刻放松：“可我的合作方知道你们反复上门核查，会怎么想？”
“这次重复联络给你造成的实际影响，我会如实写进工作记录。”
“写进记录又有什么用？”
“至少日后有人声称本次核查没有造成任何影响时，这份记录可以作为依据。”
这句话让姚老板把后背靠回椅子。
接下来的核实并没有得到突破。姚老板承认与丁义珍在几场公开活动上见过，也通过开发区工作人员递交过项目材料，但他提供的行程记录与现有材料能够对上，没有显示丁义珍失联前与他单独会面。
律师每遇到一个时间问题，都要先翻记录。这使询问变得很慢，但也避免了几个凭印象给出的答案。
中途，姚老板的秘书敲门送来一份取消会面的通知。原定下午来谈项目的外地合作方，听说公司一早接到两个反贪部门电话，临时要求改期。
姚老板把通知推给陆亦可：“我全力配合你们调查。可合作方不会等你们出结论，今天不来，以后还能不能合作，谁都说不准。”
陆亦可没有承诺帮他挽回生意，也没有用“清者自清”安慰他。她让老周把取消通知的形成时间、对方来电时间和秘书的原话都附在记录后面。
“这事儿和丁义珍的案子有关吗？”老周问。
“不一定关联案情，但和我们的办案方式直接相关。”陆亦可说，“如实记录下来，不是为了证明不该查，是让后续下达指令的人清楚，重复核查、反复联络，是有实际代价的。”
老周把这段影响单独列在询问记录之外，没有混进姚老板的证言。陆亦可又让他注明，项目会议取消是合作方的自主决定，目前只能确认发生在两次预约电话之后，不能直接定性为办案造成的经济损失。
“这么写，姚老板会不会觉得我们在推卸责任？”
“该认的是我们工作重复、联络不当的问题，不该认的是把合作方的所有商业决策，都归到我们头上。”
老周低头补完最后一行，把笔录递给姚老板阅看。对方沉默了一会儿，最终只在“会议取消”后面加了两个字：暂时。
两个小时后，陆亦可在记录最后写下：暂未发现其与丁义珍出逃存在直接联系，需对项目材料交接人继续核实。
走出物业楼时，老周说：“忙活了一整天，一点实质性结果都没有。”
“没有查出关联，本身就是核查结果。”
“督导组恐怕不会这么认为。”
陆亦可回到局里时，天已经黑了。她将记录同时报给陈海和督导组。侯亮平看完，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拖到下午才完成约谈？”
她把上午那四十二分钟的工作延误记录附在后面。
侯亮平没有评价重复联系已经对姚老板造成的实际影响，只在自己的工作本上写了一句：汉东反贪局习惯用程序稀释紧迫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