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贺进厂一个月，跑出去十二趟。
他不去见电池的人，只去见管电的人。头两趟空手回来。第三趟，他在一个配电房门口蹲了一下午，看人家怎么抄表，跟抄表的人抽烟。烟抽完了，人家让他进屋看了一眼电表。
回来一趟，往江远桌上放一页纸，纸上是他自己抄的电价：几点到几点是谷，几点到几点是峰，一度差多少钱。抄到第五页，他在最下面写了一行字：白天和夜里，一度电差四毛九。
江远把这行字看了很久。
“这一行，值一条线。”他说。
王海涛听了汇报，把那五页电价抄了一遍，问了一句：“老贺抄这些，图什么。”
“图有人看。”老贺说。
王海涛把那五页纸要过去，钉在办公室墙上，钉在产能表的旁边。
“以前墙上钉的是卖了多少。”他说，“现在钉的是电多少钱。这个厂要变了。”
五月中，老贺把一个人带进了办公室。
来的人五十七岁，姓蒋，管着园区配电这一片，供电局退休又返聘的。老贺只介绍了一句：“我三十年的老同事，管电的。”
蒋工坐下，开门见山。
“老贺说你们能做储能。”他说，“一个兆瓦时的站，你们报二百三十万。我干了一辈子电，这个价我只当听个响——别家报的，没有低于四百万的。”
他把老贺那本小本子翻了两页，又合上。
“老贺说你信这个。”他说，“我信表，不信嘴。”
“我也是。”江远说，“二百三十万。四个柜，一柜七百八十只芯。一只芯三百二十瓦时，一柜二百四十九点六度，四柜合一个兆瓦时。”
“价钱为什么低。”
“因为这是第一个。”江远说，“第一个站，我们不打算赚钱。蒋工，我不要你现在信我。电表会替我说话。”
蒋工看了老贺一眼。老贺没接这个话，只把自己那本抄满数的小本子放在桌上。
“你们小电芯厂，做得了储能。”蒋工说，“循环呢。一天一充一放，你的芯能扛几年。”
“一天一次，一千五百次起。”江远说，“四年出头。四年后我给你换芯，换芯的钱，写进合同。”
蒋工把这两个字记在本子上：换芯。他做了一辈子电，头一回听见电池厂的人说这话。
“出了事呢。”
“柜子带消防，站外留通道。”江远说，“真出了事，站我赔，责任我担。这两个字，现在就可以写进合同。”
蒋工没接这句。他看着窗外，过了一会儿才说：“谷时充，峰时放。夜里三毛二的电充进去，白天八毛一的时候放出来。这一进一出，账我见过，真做出来的人，我没见过。”
“那就做给我们两个看。”江远说，“表，就装在你园区。”
蒋工走后，老贺站在窗边看了一会儿。
“他这个人，嘴硬。”老贺说，“他要不是有点动心，不会来。”
“我知道他动心。”江远说，“他问循环的时候，问的是几年，不是行不行。”
老贺把桌上的小本子收回去，想了想，又抽出一页递给江远。
“他管的那片，变压器还剩三成的空。”老贺说，“他要是点头，三个园区一起装，你们的芯，得再开一条线。”
签约那天，合同上写着二百三十万。
付款分三笔，验收一台付一笔。蒋工在付款那一栏看了很久。
“你们倒是不怕我们赖账。”
“我怕的是你不用。”江远说，“你用了，账就在电表上，赖不掉。”
送走蒋工，王海涛把那页合同看了一遍。
“材料这几个月涨了一轮，这单做完，不亏就算赚。”他说，“图什么。”
“图蒋工那支笔。”江远说，“他管着三个园区的电。他一个人点头，顶我们跑一年。”
“还有一样你没算。”王海涛说，“他记九十天，这九十天我们养着人，白等。”
“不是白等。”江远说，“九十天里，电表一天教他一次。我们派十个销售，教不了这么多遍。”
四只柜子是五月中进的园区。柜子里，七百八十只芯码得整整齐齐，每一只上面都贴着批号。安装用了十天，接线那几天，老贺天天泡在园区，晚上回来，本子上多一页：哪一路线，接到哪儿，谁接的。
吊装那天蒋工来了，抱着胳膊在警戒线外站了两个钟头，一句话没说。柜子落定，他走过去，用手敲了敲柜门，又敲了敲。
“焊缝。”他说，“比我那边的配电柜齐。”
他又绕到柜子后面，看了一遍接地，蹲下去摸了摸电缆的头。
“安装是谁带的人。”
“老贺。”江远说。
“难怪。”蒋工说。
并网的手续走了九天。备案、验收、送电，供电局来了三拨人。最后一拨走的时候，领头的在柜子前面站了一会儿，问蒋工：“这站谁做的。”
“你们不认识的厂。”蒋工说。
五月最后一个星期四，储能站并网。
那天是晴天。下午两点，园区到了用电的峰，四只柜子开始放电。
电房里，老贺站在电表前面。
指针越过零，开始往回走。
电房里一共有五个人，没有一个人说话。窗外园区的空调外机嗡嗡地响，响的这些电，正从柜子里出来。
“反了。”旁边的小年轻喊了一嗓子。
“没反。”老贺说。
他从兜里掏出本子，把读数抄了一遍。过十分钟，又抄一遍。再过十分钟，又抄一遍。
抄完第三遍，他把本子合上，在封皮上拍了一下。
“我干了三十年电力。”他说，“第一次见电表倒着走。”
他把本子递给江远。三行数，笔画一笔是一笔，最后一个走字，写得比别的字都重。
江远把那三行读数看了一遍，三行的尾数，都往小了走。
他让小年轻把四只柜子的输出一项一项记下来：电压、电流、温度，每十分钟记一行。
“记多长时间。”
“记到蒋工满意为止。”江远说。
第二天，蒋工拿自己的电费单来对账。
“一天充放一次。”他说，“谷充峰放，差四毛九。一个兆瓦时，一天省一千一。”
“一年呢。”老贺问。
“三百五十天。”蒋工说，“三十八万五。”
他把电费单在桌上抹平。单子上是三月份的电费，四万一千多块。他在旁边写了一个数：装了站，三月那样的月份，电费三万。
“二百三十万的站，六年多回本。”他把笔放下，“账是这么算。可电这个东西，账算了不算数，得看表。”
“所以你要记表。”江远说。
“表我记九十天。”蒋工说，“九十天，一天一个读数，一天省多少，一笔一笔对。对得上——”
他停了一下，看着窗外那四只柜子。
“我回去报五十兆瓦时。那三个园区，我都管得着。”
王海涛在旁边算出声：“五十兆瓦时，按这个价……”
“一点一五亿。”江远说。
蒋工抬起头看了江远一眼，没问这个数怎么算的。他自己也算得出来。
屋里没人接话。蒋工把水杯端起来，喝了一口，又放下。
“九十天。”他说，“你们等得起，我就记得下去。”
“等得起。”江远说，“九十天以后是八月底。你报上来，年底前把站建起来，明年夏天用电最紧的时候，正好用上。”
送蒋工出门的时候，老贺跟在后头，手里还捏着那个抄表的本子。到了走廊尽头，他回头跟江远说了一句：“表我来对，一天跑一趟。这三个月，我别的事都放下。”
“跑吧。”江远说，“你那本电价，也该抄到今天了。”
傍晚，江远一个人在园区里走了一圈。天热，配电房开着门，四只柜子嗡嗡地响。
他站了一会儿，算了另一笔账：一个园区一年省三十八万五，三个园区一百一十万。往后，不止三个园区。
回到办公室，他把一个兆瓦时四个字写在黑板角上，写在“大电池”旁边，没有擦掉原来那两个。
那天晚上十点，江远给童晓棠打了电话。她在常州，实验室刚下班。
“晓棠。”
“嗯。”
“储能这条路，今天走了第一步。”江远说，“你记的那一页，可能有用。”
电话那头安静了两秒。
“哪一页。”
“谷电的价。”江远说，“前年你记的那一页，一天里面，电价是怎么走的。你的本子一页一页按日子排，应该好翻。”
“你去年冬天说过一句话。”童晓棠说，“夜里电便宜，白放着可惜。”
“现在有东西把夜里便宜的电存下来，白天用。”江远说。
“存多少。”
“一个站，一天一千度。”江远说，“往后比这多。”
“我明天翻出来。”童晓棠说，“翻到了，念给你听。”
“不用急。”江远说，“九十天呢。”
江远挂了电话，把桌上那张电费单折好，压在黑皮本底下。窗外的天早黑透了，常州的虫声隔着电话传过来，一阵一阵。
窗外，园区那四只柜子的指示灯绿着。四点，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