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兮若起了个大早。
天还没亮，她就醒了。不是被闹钟叫醒的，是心里有什么事拱着，像玉婆婆养的那只橘猫，天不亮就用脑袋顶门，拱啊拱的，把门拱开一条缝，挤进来，跳到床上，拿爪子拍你的脸。
她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看了一会儿。窗帘的缝隙里透进来一点光，灰蒙蒙的，分不清是路灯还是天亮。她伸出手，摸了摸床头柜上的泥人。泥人还站在那里，硬邦邦的，凉凉的，胳膊一长一短。她又摸了摸旁边那枚木头戒指——昨晚她摘下来放在泥人旁边，想着今天去领证，戴不戴都行，但又觉得不戴着不踏实。
她坐起来，拿起戒指，重新戴在无名指上。转了一下，还是有点大，但不会掉。
她下了床，光脚踩在地板上。南市的九月，地板不凉，温温的，和那拉村的泥地不一样。那拉村的泥地，早晨踩上去是凉的，到了中午就烫脚，太阳晒了一整天，傍晚踩上去像踩在灶台上。
她去浴室洗了脸，对着镜子看了看自己。头发有点乱，眼睛有点肿——昨晚没睡好，翻来覆去地想今天的事。她拿冷水拍了拍脸，拍了拍眼睛，又拿梳子把头发梳顺了。镜子里的人看起来精神了一些，但还是有点恍惚，像是在梦里没完全醒过来。
她回到卧室，打开衣柜，站在前面看了很久。穿什么去领证？这是个问题。衣柜里挂着一排衣服，有裙子，有衬衫，有牛仔裤，有西装裤。她一件一件地看过去，手指头从衣架上滑过去，像念归摸那些泥人，摸了一遍又一遍，拿不定主意要哪一个。
最后她选了那件蓝布衣裳。
不是因为它好看——它确实不好看，蓝得土气，针脚歪歪扭扭，袖口上还有一块洗不掉的槐花汁印子。但她觉得今天应该穿它。这件衣裳是她在那拉村的槐树下缝的，一针一针缝了好几天，缝的时候念归在旁边追猫，玉婆婆在灶房里熬粥，高槿之坐在她旁边刻木头。衣裳上的每一根线都缝着那几天的日子，缝着槐花的香，缝着阳光的温度。
她穿上衣裳，对着镜子看了看。袖口那块黄印子很明显，像一块胎记。她摸了摸那块印子，没觉得不好看，反而觉得踏实——那是那拉村留给她的记号，洗不掉的，像一枚印章，盖在她身上，证明她去过那里，在那里坐过，在那里等过，在那里一针一针地缝过一个人的影子。
她从包里掏出那封信，展开，看了看最后一行字——“他明天回来了。我们去领证。这次真的去了。”——然后她把信纸叠好，放回包里。她把包打开又合上，合上又打开，确认了三遍：身份证在，户口本在，那枚木头戒指在手指上戴着，泥人在床头柜上站着。她想了想，又把那把干槐花从包里拿出来，换了一个小袋子装着，重新放回去。她要把那拉村的香味带在身上，今天是个大日子，应该带着。
她站在窗前，推开窗户。南市的早晨还是那个样子，灰蒙蒙的天，热烘烘的空气，远远近近的喇叭声。但她觉得今天的空气不一样，今天的空气里有一股甜味，不是槐花的甜，是别的什么甜，说不清楚，像是糖化在水里，看不见，喝一口就知道。
她在客厅里转了两圈，坐下来，又站起来，又坐下来。手机放在茶几上，屏幕是黑的，她看了它好几遍，没有新消息。高槿之说今天的飞机回来，她查过航班，上午十点半到南市。现在才七点，还有三个半小时。
三个半小时。她不知道怎么熬过这三个半小时。
她想起在那拉村的时候，等一个人不需要看时间。太阳升到槐树顶上了，就该做饭了；太阳落到山后面了，就该收衣裳了。时间不是数字，是光和影，是树的影子从西边移到东边，是猫的瞳孔从细变圆。现在她坐在南市的公寓里，对面墙上挂着一个钟，秒针一格一格地跳，跳得她心慌。
她站起来，去厨房给自己倒了一杯水。水是凉的，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凉得她打了个哆嗦。她喝了一口，没喝完，把杯子放在茶几上。她又坐下来，拿起手机，给高槿之发了一条消息。
“登机了吗？”
消息发出去，屏幕上显示“已发送”，然后变成“已读”。她盯着那个“已读”看了十秒钟，对话框里出现了一个省略号——他在打字。
“刚到机场，在办登机。昨晚改签了，原来的航班取消了，改到中午十二点半的，下午三点到。”
她看着这条消息，愣了一下。十二点半，下午三点。不是十点半了，是下午三点。她算了算，还有八个小时。
“怎么取消了？”
“说是天气原因。花都这边在下雨，早上的航班都取消了。”
她走到窗前，看了看南市的天空。灰蒙蒙的，但没有下雨的意思。太阳从云层后面探出半个脸，光线软塌塌的，像没睡醒。
“南市是晴天。”她回了一条。
“那就好。到了给你消息。”
她放下手机，坐在沙发上，发了很久的呆。三个半小时变成了八个小时，她准备了一早晨的力气，一下子泄了一半。但她告诉自己，没关系，八个小时而已。四年半都等了，不差这八个小时。
她站起来，去浴室又洗了一次脸。然后她走到厨房，打开冰箱，看了看里面的东西。鸡蛋，西红柿，面条，一把青菜。她想，等他到了，给他做一碗面。他在花都待了一个月，肯定没好好吃饭。她记得他说过，花都的饭太甜了，吃不惯。她想了想，又觉得不对——他下午三点才到，那个点吃午饭太晚，吃晚饭太早。那就先喝水，等晚上了再做饭。
她把冰箱关上，又打开了。又把鸡蛋拿出来了，又放回去了。手忙脚乱的，像一只找不到窝的鸡。
她笑了一下，笑自己。
到了中午，她给自己煮了一碗面，吃了两口就吃不下了。面在碗里坨了，糊成一团，像那拉村的泥巴。她看了看那碗面，把它倒进了垃圾桶。
她又给高槿之发了一条消息。
“登机了吗？”
过了五分钟，他回了一条。“在排队了。马上登机。”
“到了给我电话。”
“好。”
她把手机放在茶几上，坐在沙发上，盯着那个钟看。秒针一格一格地跳，分针一格一格地挪，时针慢得像蜗牛。她从来不知道时间可以走得这么慢。在那拉村的时候，一天过得飞快，太阳一眨眼就升起来了，一眨眼就落下去了。现在她觉得这一天有一百年那么长。
她站起来，走到窗前，推开窗户。南市的中午很热，空气里有一股沥青的味道，柏油路被太阳晒软了，踩上去粘鞋。楼下的花坛里有一棵桂花树，开了几簇花，黄黄的，小小的，香味很淡，被汽车尾气盖住了，要凑近了才能闻到。
她看着那棵桂花树，想起那拉村的槐树。槐树比桂花树大多了，树冠撑开像一把大伞，把半个院子都罩住了。花开的季节，整个村子都是香的，走在路上，头发上、衣服上、眉毛上，都是槐花的味道。风一吹，花瓣飘下来，落在肩膀上，落在碗里，落在猫的尾巴上。
她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没有槐花香，只有沥青味和尾气味。
她把窗户关上了。
下午两点半，她的手机响了。
她拿起来一看，是高槿之的电话。她接起来，心跳得很快。
“到了？”她问。
“到了。”他的声音听起来很累，沙沙的，像走了很远的路。
“我在出口了。你在哪？”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钟。“兮若，我跟你说个事。”
她的心跳了一下。不是那种快的跳，是那种重的跳，咚的一声，像有人在她胸口捶了一拳。
“怎么了？”
“我爸让人来接我，车在机场等着。说是花都那边的事还没完，合同签了，但合作方临时加了一个条款，要我过去一趟。不是花都，是广城。合作方的人在广城，约了今天晚上见面。”
她没说话。她站在窗前，看着窗外的城市，手握着手机，手指头捏得很紧，指甲盖发白了。
“兮若？”
“我在。”她说。她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连她自己都觉得意外。
“对不起。我知道今天——”
“没事。”她打断了他。“你先去忙。工作的事要紧。”
“不是工作的事要紧。是你的事更要紧。但我——”
“我知道。”她说。“你不用解释。我理解的。”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她听见他的呼吸声，很沉，一下一下的，像是在忍着什么。
“许兮若，你骂我一句吧。”
她笑了一下，笑得很轻，笑声从喉咙里挤出来，带着一点颤。“我骂你干什么。又不是你不想来。是事情赶上了。”
“我到了南市，连机场都没出。车就在外面等着，直接去广城。我爸在车上等我。”
“你爸也来了？”
“嗯。他从南市家里过来的，直接到机场接我。说广城那边的人不好约，好不容易约到了，不能改期。”
她点了点头。点完了才想起来他看不见。
“你去吧。”她说。“办完了再回来。我等你。”
“这次不知道要几天。广城那边的事，谈完了就回来。最多三天。”
“好。”
“许兮若。”
“嗯？”
“戒指还在吗？”
她低头看了看手上的木头戒指。“在。”
“等我回来。这次一定。”
她没说话。她想说“好”，但这两个字卡在喉咙里，上不去下不来。她张了张嘴，发不出声音。
“兮若？”
“在。”她终于挤出一个字。
“你在哭？”
她摸了摸自己的脸，是干的。她没有哭，但她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在往下沉，沉得很慢，像一片槐花瓣从树上飘下来，飘啊飘的，落不到地上。
“没有。”她说。“你去吧。路上小心。”
“好。到了广城给你消息。”
她挂了电话，把手机放在茶几上。手机屏幕暗了，她盯着那块黑色的玻璃看了很久，看见自己的脸映在上面，模模糊糊的，五官都看不清，只有一个轮廓，像一个影子。
她坐在沙发上，坐了很久。窗外的光从白色变成黄色，从黄色变成橘红色，从橘红色变成灰色。她没有开灯，就坐在黑暗里，一动不动。
茶几上那杯水还在，她端起来喝了一口，水已经变成温的了，不凉不热，寡淡无味。她把杯子放下，手指碰到杯子的时候，听见了瓷器碰撞的声音，脆脆的，在安静的客厅里响了很久，像一个回音。
她站起来，走到窗前，推开窗户。南市的傍晚很吵，车喇叭、警笛、施工的钻机声，混在一起，像一锅煮沸的粥。天边有一抹红，是夕阳，被高楼挡住了，只露出一条缝，像一扇门关上了，最后一条缝，然后门关死了，天黑了。
她把窗户关上了。
晚上七点，高槿之发了一条消息。
“到广城了。住在酒店，明天上午十点见面。谈完了就回来。”
她回了一条。“好。早点休息。”
他又回了一条。“你吃饭了吗？”
她看了看厨房，冰箱关着，灶台空着，垃圾桶里还有中午那碗倒掉的面。
“吃了。”她回。
“吃的什么？”
她盯着这个问题看了很久。然后她打了一行字——“吃的面”，看了两眼，删了。又打了一行字——“吃的鸡蛋”，又删了。最后她打了一个字——“好”。
发完了她觉得不对，“好”不是一种食物。但消息已经发出去了，撤不回来了。
他回了一个问号。
她又打了一行字。“我说错了。吃了。吃的鸡蛋。”
他回了一个笑脸。“好好吃饭。别饿着。”
“你也是。”
对话停了。她看了看屏幕上的时间——晚上七点二十三分。那拉村这个时候天已经黑了，玉婆婆该关鸡笼了，念归该洗脚上床了，橘猫该蜷在灶台边上了。南市的天也黑了，但城里的黑不是真的黑，是橘红色的，被路灯、车灯、广告牌的光映的，像一块烧红的铁，放在水里淬一下，嘶的一声，冒一股白烟，但水是红的，铁是红的，天也是红的。
她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手指上那枚戒指转了一圈又一圈，转得手指头都红了。她把它摘下来，放在枕头旁边，又拿起来戴上，又摘下来，又戴上。反反复复的，像念归数那些泥人，数了一遍又一遍，总觉得少了一个。
她拿起手机，想给玉婆婆发个消息，看了看时间，九点半了。那拉村的人睡得早，九点半灯都灭了，整个村子黑漆漆的，只有月亮和星星。她怕吵醒玉婆婆，没发。
她打开相册，翻到那拉村的照片。有一张是念归蹲在地上追橘猫的，拍糊了，猫变成了一团橘色的光，念归变成了一道影子。有一张是玉婆婆在灶房里熬粥的，灶膛里的火映在她脸上，红彤彤的，皱纹都看不见了，像一块被火烧透的炭。有一张是陈望生在编竹筐的，竹篾在他手里弯来弯去，像一条蛇。还有一张是高槿之坐在槐树下的，月光照在他脸上，眼睛亮亮的，手里拿着一枚还没刻完的木头戒指。
她看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然后她把手机放在枕头旁边，翻了个身，面朝墙壁。墙上有一道裂缝，从天花板一直裂到踢脚线，弯弯曲曲的，像一条干涸的河。她用手指沿着裂缝划了一遍，凉凉的，糙糙的，像那拉村的土墙。
她闭上眼睛，慢慢地，沉了下去。
梦里她站在民政局门口，穿着一件白裙子，手里拿着一束花。花不是玫瑰，是槐花，白白的，一串一串的，香味浓得呛鼻子。她站在门口等，等了很久，太阳从东边走到西边，影子从短变长，花从白变黄，从黄变褐，花瓣一片一片地落，落在她肩膀上，落在她头发上，落在她手里的红本子上。
红本子没有字，封面是空的，翻开里面也是空的。她翻了一页又一页，每一页都是白的，没有一个字。她急得满头大汗，把本子翻过来倒过去地看，就是看不见一个字。
她抬起头，看见高槿之站在对面。他穿着一件白衬衫，站在一棵槐树下，树下没有月光，是白天，太阳很晒，他的衬衫被汗湿透了，贴在身上。他看着她，张了张嘴，说了什么，但她听不见。风太大了，呼呼地吹，把槐花吹得到处都是，像雪，像雨，像眼泪。
她朝他走过去，走了很久，怎么也走不到。她跑起来，跑得气喘吁吁，腿像灌了铅，每一步都很重，但她不敢停。她怕一停下来，他就消失了。
她终于跑到他面前，伸手去抓他的手。她的手穿过了他的手，像穿过一团雾，像穿过一道光，像穿过一扇不存在的门。
她低头看自己的手，手上没有戒指，没有花，什么都没有。
她抬起头，他还在，站在槐树下，看着她，笑着，嘴一张一合的，在说什么。她凑近了听，听见了。
“等我回来。”
她猛地睁开眼睛。
天花板是白的，墙是白的，枕头是白的。南市的夜里，窗外有光，橘红色的，从窗帘的缝隙里漏进来，在天花板上画了一道弧线。她盯着那道弧线看了很久，它没有消失，它就在那儿，弯弯的，像一个月亮。
她拿起手机，看了看时间。凌晨两点十七分。
她给高槿之发了一条消息。
“我梦到你了。”
消息发出去，她没有期待他回。凌晨两点，他应该在睡觉。但手机震动了一下，他回了。
“梦到我什么了？”
“梦到我们在民政局门口。你站在槐树下，我跑过去，抓不到你的手。”
他沉默了一会儿。对话框里出现了一个省略号，消失了，又出现了，又消失了。反复了好几次，像是在打字，删了，又打，又删了。
最后他发过来一条。“我不是在槐树下，我是在你旁边。”
她看着这条消息，眼泪掉下来了。不是嚎啕大哭，是无声地流，泪水从眼角滑出来，顺着脸颊流到枕头上，一滴一滴的，像漏水的龙头。
她打了一行字。“你什么时候回来？”
打了，看了两眼，删了。她不想问这个问题。她问过太多次了，问得自己都烦了。他每次都说快了，每次都说几天，每次都有新的情况，新的项目，新的问题，新的会议，新的合同，新的条款。事情一个接一个地来，像那拉村的槐花，落了一地，扫干净了，又落了一层，扫干净了，又落了一层。怎么扫也扫不完。
她又打了一行字。“早点睡。明天还要开会。”
发了。
他回了一个字。“好。”
然后又回了一条。“许兮若。”
“嗯？”
“我这次回去，什么都不管了。项目不做了，合同不签了，我爸说什么都不听了。就领证。领完了就走。回那拉村。待一个月。谁的电话都不接。”
她看着这条消息，笑了一下。笑着笑着，又哭了。
“好。”她回。“我等你。”
“你每次都说等我。”
“因为我知道你会回来。”
对话框又沉默了。她盯着屏幕看了很久，最后一条消息是他发的一个笑脸。那个笑脸在屏幕上一闪一闪的，像一个信号灯，在黑暗中亮着，告诉她——他在，他在广城，在一间酒店的房间里，躺在一张陌生的床上，看着手机屏幕，想着她。
她把手机关了，放在枕头旁边。然后她把那枚木头戒指从床头柜上拿起来——她不知道什么时候摘下来的，大概是梦里——戴在手指上，转了一下，还是有点大，但不会掉。
她闭上眼睛，这一次没有做梦。
第二天，许兮若照常去上班。
她在南市的行政单位里做文职，朝九晚五，坐在格子间里，对着电脑屏幕，看稿子，改错别字，调整段落格式。工作不难，但琐碎，像那拉村的玉婆婆坐在门槛上择菜，一根一根地择，把黄的叶子摘掉，把泥巴洗干净，把好的留下来。
她坐在椅子上，对着电脑，看一篇关于农业经济的稿子。稿子写得不好不坏，数据翔实，论证严谨，但读起来干巴巴的，像嚼锯末。她拿着红笔在纸上改，改着改着，走神了。她看见“槐树”两个字——不是稿子里的，是她在纸边上写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写的，歪歪扭扭的，像念归写的字。
她用红笔把那两个字涂掉了，涂成一团红疙瘩，像一朵红色的花。
手机震动了一下。她拿起来看，是高槿之的消息。
“上午的会开完了。不太顺利。合作方又要改条款，说原来的方案不行，要重新拟。下午还要接着谈。”
她回了一条。“别急。慢慢谈。”
“我想快点回去。”
“我知道。但事情要一件一件办。急不来的。”
他回了一个苦笑的表情。“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劝人了？”
“在那拉村学的。玉婆婆说的，日子是一天一天过的，槐花是一朵一朵开的，急不得。”
“玉婆婆还说什么了？”
“她还说，粥要慢慢熬，熬稠了才好喝。”
他回了一个笑脸。“等我回去，我给你熬粥。”
“你熬的粥能喝吗？”
“怎么不能喝。我在花都的时候，天天在酒店吃早饭，看人家熬粥看了好几次了。学会了。”
“那不一样。酒店熬粥用的是电饭煲，玉婆婆用的是灶膛。火候不一样，味道也不一样。”
“那我就用灶膛熬。回那拉村，用玉婆婆的灶，用玉婆婆的锅，用玉婆婆的柴。熬一锅稠稠的粥，放红糖，放槐花，端给你喝。”
她看着这条消息，笑了。笑着笑着，鼻子酸了。她抬起头，看了看周围的同事。大家都在低头干活，没有人注意到她。她深吸了一口气，把眼泪憋回去了。
“好。”她回。“我等着喝你的粥。”
下午三点，高槿之又发了一条消息。
“谈完了。条款改了，但还有几个地方有分歧。明天上午接着谈。”
“有进展吗？”
“有一点。但很慢。他们的人很谨慎，一个字一个字地抠，一句话一句话地改。一个条款能谈三个小时。”
“那你明天还要谈一天？”
“可能。后天还要谈。他们后天下午要飞上海，所以后天上午是最后的机会。谈完了就签。”
她算了算。今天谈完了，明天谈一天，后天上午谈完了签。最早后天下午能走。到南市要两个多小时，那就是后天傍晚。
“那你后天晚上能到南市。”她回。
“差不多。到了可能很晚了。你别等我吃晚饭。”
“我等你。多晚都等。”
他回了一个“好”字，又回了一个爱心。
她把手机放下，继续看稿子。但她的心思不在稿子上，在那些数字和文字之间飘来飘去，像一片槐花瓣在水面上漂，漂到这里，漂到那里，就是沉不下去。
下班的时候，她走出办公楼，站在门口，看了看天。南市的傍晚，天是灰的，云是灰的，楼是灰的，路是灰的。路灯亮了，橘黄色的光，照在灰扑扑的路上，像一碗粥里加了一勺红糖，搅开了，颜色好看了，但味道还是寡淡的。
她坐公交车回家。车上人不多，她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的街景。商店、饭馆、银行、药房，一个一个地往后退，退到后面去了，看不见了。她想起在那拉村坐三轮摩托车的那个早晨，路两边的树往后退，庄稼往后退，房子往退，念归站在院门口，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粒芝麻。
她闭上眼睛，靠着车窗。玻璃凉凉的，贴在太阳穴上，很舒服。车一晃一晃的，像摇篮。
她下了车，走回家。走到小区门口的时候，看见门口的花坛里那棵桂花树，花开得比昨天多了，黄黄的一簇一簇的，香味比昨天浓了一些，但还是很淡，被风一吹就散了，像一个人的名字，念出口就没了。
她回到家，打开门，屋里黑漆漆的，早上出门的时候没拉窗帘，但窗户关着，光线进不来。她开了灯，灯亮了，沙发、茶几、电视柜、绿萝，一个一个地出现了，像从水里浮上来的。她换了鞋，走到窗前，推开窗户。晚上的空气比白天凉了一些，但还是闷闷的，像捂着一床厚被子。
她去厨房给自己煮了一碗面。这次她认真煮了，水开了放面，面熟了放青菜，青菜烫熟了关火，加盐，加醋，加几滴香油。她端着碗坐到餐桌前，吃了一口，味道还行，不咸不淡，但就是少了点什么。少了什么呢？她想了一会儿，想起来了——少了柴火味。那拉村的面条是用灶膛烧的，锅底有一层柴火的灰，灰里有烟火的味道，吃进嘴里，像把整个村子都吃进去了。
她吃了半碗，吃不下了。她把碗放在水池里，没洗，就泡着。
她走到卧室，坐在床上，拿起那枚木头戒指。戒指戴了一整天，手指上有一圈浅浅的印子。她把戒指摘下来，放在手心里，看了看花心里的两个字——“念归”。两个字刻得很深，刀尖扎进木头里，扎得很深，像树根扎进土里。
她把戒指放在床头柜上，放在泥人旁边。泥人还是那个样子，头大身子小，胳膊一长一短，站在那里，稳稳的。她摸了摸泥人的头，凉凉的，糙糙的，像摸一块土坷垃。
她躺下来，关了灯。窗外的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漏进来，在天花板上画了一道弧线。她看着那道弧线，等着它消失。但它一直没消失，它就在那儿，弯弯的，像一个月亮。
她想起那拉村的月亮。那拉村的月亮不是弯的，是圆的，大大的，圆圆的，挂在天上，像一盏灯。月光照在槐树上，树叶变成了银色的，花瓣变成了白色的，地上的影子变成了蓝色的。她和高槿之坐在槐树下，他的手握着她的手，他的手很暖，掌心有汗，湿湿的，但握得很紧。
“许兮若。”他叫她。
“嗯？”
“你来了那拉村以后，这里变了。哪里都变了。树变了，花变了，空气变了。”
“哪里变了？”
“树变绿了，花变香了，空气变甜了。”
她笑了。“你说的是情话。”
“我说的是真的。”
她闭上眼睛，把手放在胸口。戒指不在手指上，但她觉得手指上还有一圈印子，像一枚看不见的戒指，嵌在肉里，嵌在骨头里，嵌在血液里。
她翻了个身，面朝墙壁。墙上那道裂缝还在，从天花板一直裂到踢脚线。她用手指沿着裂缝划了一遍，划到一半，停了。她的手指停在裂缝中间，那里有一个分叉，裂缝分成了两条，一条往左，一条往右。往左的裂到窗户那边去了，往右的裂到门那边去了。
她不知道哪一条裂缝更长，哪一条裂得更深。她只知道，裂缝在那儿，不会消失，像一道疤，像一枚印子，像一句没说完的话。
她把手收回来，放在枕头下面。枕头下面压着那封信，信纸已经皱了，边角起了毛，蓝墨水褪了色。她没有把信拿出来看，但她知道信上写了什么。每一个字她都记得，像记得那拉村的每一棵槐树，每一朵花，每一片叶子。
她闭上眼睛，慢慢地，沉了下去。
梦里她又站在民政局门口。这一次不是白天，是晚上，月亮很大，圆圆的，挂在天上，像一盏灯。民政局的门关着，铁门上挂着一把大锁，锁生了锈，黄褐色的，像一块姜。她站在门口，穿着一件白裙子，手里没有花，空空的。
高槿之站在她旁边，穿着一件白衬衫，衬衫没扣好，领口敞着，露出锁骨。他的手握着她的手，掌心有汗，湿湿的，但握得很紧。
“门关了。”她说。
“明天再来。”他说。
“明天还会关吗？”
“不会。明天一定开。”
她点了点头。她低下头，看自己的手。手指上戴着那枚木头戒指，花心里两个字——“念归”。她抬头看他，他的手指上也戴着一枚戒指，也是木头的，花心里也有两个字。她凑近了看，是“兮若”。
“你什么时候刻的？”她问。
“在那拉村。你走了以后，我睡不着，就刻这个。刻了好几个晚上，手都刻破了。”
她拿起他的手，看了看。手指上有几道旧疤，已经愈合了，但痕迹还在，白白的，像树枝上的疤结。
“疼吗？”
“不疼了。”
她把他的手放在自己脸上，贴着他的掌心。他的掌心糙糙的，有茧子，是指尖磨出来的。她闭上眼睛，闻到他手上的味道——不是洗衣液的味道，不是剃须水的味道，是木头的味道，是刻刀的味道，是槐花的味道。
“高槿之。”她叫他。
“嗯？”
“这次真的会开吗？”
“会的。”
“你保证？”
“我保证。”
她睁开眼睛，醒了过来。窗外还是黑的，但黑里透着一丝灰，是黎明前的光。她拿起手机看了看，凌晨五点二十三分。手机上没有新消息。
她把手机放下，翻了个身。手指碰到那枚木头戒指——她不知道什么时候戴上去的，大概是梦里。戒指贴着无名指，凉凉的，但很快就暖了。
她闭上眼睛，没有睡。她听着窗外的声音。凌晨的南市是安静的，没有车声，没有喇叭声，没有施工的钻机声。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咚咚咚的，不紧不慢，像那拉村的井水，从地下涌上来，不慌不忙的，一滴一滴的。
她等天亮。等太阳升起来，等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挤进来，在地板上画一道亮线，然后慢慢地变宽，慢慢地变亮，慢慢地变成一整片光。
她等。她一直在等。
四年半了，她等了一个又一个天亮，等了一次又一次归来。每一次他都说快了，每一次她都说好。每一次她都觉得这次一定了，每一次都有新的意外，新的推迟，新的等待。
她不知道这次是不是也一样。她只知道，她还在等。她只能等。
因为她答应过他。
她说，我等你。
这三个字，她说了一千遍，一万遍。说到后来，这两个字不是承诺了，是习惯。像呼吸，像心跳，像那枚戒指戴在手指上，转一下，有点大，但不会掉。
天亮了。
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挤进来，细细的一条，照在地板上，亮得晃眼。她看着那道光，慢慢地坐起来。头发乱了，眼睛肿了，嘴唇干了。她坐在床上，发了一会儿呆。
然后她拿起手机，给高槿之发了一条消息。
“早安。今天好好谈。谈完了早点回来。”
他秒回了一条。“早安。今天一定谈完。明天回来。”
她又发了一条。“我等你。”
他回了一个字。“好。”
她把手机放在枕头旁边，站起来，走到窗前，推开窗户。南市的早晨还是那个样子，灰蒙蒙的天，热烘烘的空气，远远近近的喇叭声。但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吸进去的不是汽车尾气，是心里那棵槐树的香。
心里的花香，风吹不散，雨打不落，时间冲不走。
她摸了摸手上的戒指，花心里两个字——“念归”。
她笑了。
念归。想念的念，归来的归。
她一直在念，他快要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