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许兮若请了假。
她在前一天晚上就把假请好了——给领导发了条消息，说家里有事。领导没问什么事，回了一个“好”字。她盯着那个“好”字看了很久，觉得这个字真是好用，什么都能回，什么都能答应，什么都能承诺，但什么都不保证。
她起了个大早，比前两天还早。天还是黑的，她没开灯，摸黑穿衣服。还是那件蓝布衣裳，她没洗——不是忘了，是故意的。衣裳上还有昨天的味道，有公交车上的汽油味，有办公室的纸张味，有厨房里的油烟味，但在这层味道底下，还有一层更深的味，是那拉村的味，是槐花的味，是她自己的味。她不想洗掉。
她坐在床边，把戒指戴上。转了一下，还是有点大。她低头看了看手指上那圈浅浅的印子——戒指戴了三天，印子比之前深了一些，像一枚淡淡的胎记。
她把包打开，又检查了一遍。身份证在，户口本在，信在，干槐花在。泥人没带——她想了想，还是把它留在床头柜上了。泥人太脆了，放在包里怕碰碎了。她摸了摸泥人的头，说了句“等我回来”，说完觉得自己傻，但也没收回这句话。
她出门的时候天刚亮。南市的早晨，街上人不多，几个晨练的老人在小区里打太极，动作慢得像在水里游。她经过他们身边，闻到了老人身上的药膏味，凉凉的，刺鼻的，和那拉村灶膛里的烟火味不一样。那拉村的烟火味是暖的，是甜的，是让人想闭眼睛的。药膏味是凉的，是醒的，是让人睁大眼睛的。
她坐上了去机场的大巴。车上没什么人，她坐在最后一排，靠着窗户。大巴晃晃悠悠的，司机开得不快，像是在等什么。她看着窗外的街景一点一点地往后退——高架桥、广告牌、加油站、收费站。城市的边缘是荒凉的，有大片的空地，空地上长着杂草，杂草里插着几根电线杆，电线杆上缠着黑色的线，线在风里晃着，像五线谱。
她拿出手机，给高槿之发了一条消息。
“我在去机场的路上。到了给我电话。”
消息发出去，过了几分钟，他回了。
“好。广城这边的事还没完，但快了。上午最后一轮谈判，签了就完。”
她看着“快了”两个字，心里动了一下。快了。她听过太多次“快了”。快了是多快？是一天？是两天？是一个小时？是一个月？她不知道。“快了”这两个字像那拉村的山路，看着就在前面，走起来要半天。
但她没问。她回了一个“好”字。这个字她现在用得越来越熟练了，像一个盾牌，挡在前面，把所有的“为什么”“多久”“到底什么时候”都挡在后面。她不想问了。问多了，自己都烦。
大巴上了高速，速度快了起来。窗外的景色变得单调了——树、田、树、田、树、田，一排一排地往后退，像念归在作业本上写的那些字，歪歪扭扭的，但整整齐齐的。她看着那些树，想起那拉村的槐树。高速路边的树不是槐树，是杨树，叶子小小的，密密的，风一吹就翻个面，露出灰白色的背面，像一群鱼在水里翻了个身。
她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大巴的引擎声嗡嗡的，像一只大蜜蜂在耳边飞。她在这嗡嗡声里，慢慢地睡着了。
梦里她没有去机场，她在那拉村。槐树上的花全落了，叶子也落了一半，地上铺了一层黄，踩上去沙沙的。念归蹲在地上捡槐花，一朵一朵地捡，放在手心里。他的手很小，手心只能放三四朵，但他捡得很认真，像在捡什么宝贝。
“念归，你捡槐花干什么？”她问。
“给姐姐留着。姐姐喜欢吃槐花饼。”
“姐姐在南市，吃不到。”
“那我给姐姐寄过去。爷爷说，寄东西要去镇上，走很远的路。我不怕远。”
她蹲下来，看着他手心里的槐花。花已经干了，黄黄的，脆脆的，边角卷起来了，像一只只小小的蝴蝶，收着翅膀，停在手心里睡觉。
“念归，你说，一个人等一个人，能等多久？”
念归抬起头，看了她一眼。他的眼睛很亮，黑眼珠大大的，像两颗葡萄。“能等很久。我等我妈妈，等了很久了。她还没回来。”
她的鼻子酸了。“你妈妈会回来的。”
“我知道。”他低下头，继续捡槐花。“她说了会回来，就会回来。姐姐说的。”
她没说话。她看着他小小的手指头，一根一根的，像槐树的枝条，细细的，但很硬，很有力气。她把他的手握在手心里，他的手凉凉的，手心里有几朵干槐花，硌着她的掌心，一粒一粒的，像念珠。
大巴晃了一下，她醒了。车在减速，前面是收费站。她看了看窗外，已经能看到机场的航站楼了，远远的，灰白色的，像一块巨大的积木，搭在高速公路的尽头。
她擦了擦眼角——不知道什么时候流的泪，凉凉的，像那拉村的井水。
大巴进了机场，在出发层停下来。她下了车，拖着脚步走进航站楼。南市的机场不大，就一个航站楼，里面人不多不少，有拖着行李箱匆匆走过的，有坐在椅子上打瞌睡的，有在柜台前排队的。广播里在播航班信息，女声很甜，甜得像加了糖精的粥，喝一口就知道是假的。
她找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来，对面是到达大厅的出口。那道门是自动的，有人出来就打开，没人出来就关着。她看着那道门，开了关，关了开，每次开的时候她都伸长了脖子看，每次都不是他。
她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上午九点四十分。高槿之说的，上午最后一轮谈判，签了就完。她不知道谈判要多久，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她不知道。她只知道，他在广城，她在南市，中间隔着几百公里，隔着一扇自动门，隔着一个“快了”。
她坐在椅子上，把包放在膝盖上，拉开拉链，掏出那封信用小袋子装着的干槐花。她把小袋子打开，凑近鼻子闻了闻。香味已经很淡了，像一个人走了很远的路，身上的味道被风吹散了，但还有一点点，藏在花蕊里，藏在花瓣的褶皱里，藏在袋子的缝线里。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吸进去的不是槐花香，是那拉村的空气，是灶膛里的烟火味，是泥巴地的味道，是玉婆婆熬粥的甜味。
她把袋子封好，放回包里。
手机震动了一下。她拿起来看，是高槿之的消息。
“签了。”
就两个字。她盯着这两个字看了十秒钟，心跳突然快了，咚咚咚的，像有人在她胸口擂鼓。
“签了？”她回了一条，手指头在发抖。
“签了。合同签了。所有条款都过了。”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在收拾东西。马上出发。开车回去，两个多小时。到了南市大概下午两点。”
她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上午十点四十分。下午两点，还有三个多小时。
“我去机场接你。”她打了这几个字，又删了。他开车回来，不是坐飞机，去机场接什么？她笑了笑，笑自己傻。
“我去高速出口接你。”她又打了一行。
“不用。你在家等我。我到了直接去你家。”
“好。”
她站起来，腿有点软，不知道是坐久了还是太激动了。她扶着椅子站了一会儿，深呼吸了几次，然后拖着脚步往出口走。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看了看那道自动门。门开了，一个人出来了，拖着行李箱，戴着耳机，头也不回地走了。不是他。但她不在乎了。他回来了，开车回来，下午两点到。
她走出航站楼，外面太阳很大，晒得她睁不开眼。她眯着眼睛，站在路边等大巴。风是热的，吹在脸上像一块热毛巾。她站在那儿，嘴角翘着，翘得高高的，怎么压也压不下去。
她坐大巴回家。一路上她都没坐下，就站在车门旁边，一只手抓着扶手，一只手攥着手机。窗外的高速公路白花花的，被太阳晒得发亮，像一条河，河面上漂着车，一辆一辆的，往南市的方向去。她看着那些车，觉得每一辆都像是高槿之的车，每一辆都不是。
她到家的时候十一点半。她没吃东西——不饿，一点都不饿。她站在客厅里，转了两圈，不知道该干什么。她看了看厨房，想给他做一碗面，但不知道他几点到，面煮早了会坨，煮晚了他到了还没做好。她又看了看冰箱，里面有水果，她想切一盘水果等他来了吃，但又觉得切水果太简单了，不像话。
她最后还是决定做面。她把面条从冰箱里拿出来，把青菜洗干净，把鸡蛋打在碗里，把佐料都摆在灶台上。一切准备就绪，就等他到了再下锅。
然后她坐在沙发上，等。
她拿起手机，给高槿之发了一条消息。
“你到哪了？”
过了几分钟，他回了一条。“刚上高速。广城这边堵了一会儿。大概两点半到。”
两点半。比刚才说的晚了半个小时。她看了看钟，现在十二点。还有两个半小时。
“好。慢点开。注意安全。”
“好。”
她把手机放在茶几上，靠在沙发上，盯着天花板看。天花板上什么都没有，白白的，平平的，像一张没写过字的纸。她盯着那张纸看了很久，想在上面写点什么，但脑子空空的，什么都想不出来。
她又站起来，走到窗前，推开窗户。南市的中午，空气热得像蒸笼，闷闷的，湿湿的，像一块拧不干的毛巾。楼下的桂花树开着花，黄黄的一簇一簇的，香味被热气蒸出来了，比昨天浓了一些，但还是很淡，像一个人在很远的地方说话，听得见声音，听不清内容。
她站在窗前，等着时间过去。一秒一秒的，一格一格的，像那拉村的井绳，一圈一圈地绕，绕得很慢，但每一圈都是实实在在的，每一圈都带着水，每一圈都闪着光。
一点钟的时候，高槿之发了一条消息。
“在服务区休息了一下。喝杯咖啡。有点困。”
“别疲劳驾驶。困了就多休息一会儿。”
“没事。喝了咖啡好多了。继续走了。”
“好。”
一点半的时候，他又发了一条。
“还有一小时。”
她看着这四个字，心跳又快了。一小时。六十分钟。三千六百秒。她坐在沙发上，把手机贴在胸口，闭上眼睛，感受着自己的心跳。咚咚咚的，很快，很快，像那拉村下雨的时候，雨点打在槐树叶子上，噼里啪啦的，停不下来。
她站起来，走到厨房，把灶火打开，烧水。水在锅里咕嘟咕嘟地响，冒着一缕一缕的白气。她把面条拿在手里，等着水开。水开了，她把面放进去，用筷子搅了搅，怕它粘在一起。然后她把青菜放进去，把鸡蛋打进去，加盐，加几滴香油。
她端着碗走到餐桌前，把碗放好。然后又走回厨房，拿了两双筷子，两个勺子，面对面摆好。她看了看那两双筷子，觉得它们靠得太近了，又挪了挪，分开一些。又觉得分得太开了，又挪回来。挪来挪去的，像在摆一盘棋。
她坐下来，等。面在碗里冒着热气，白白的，软软的，像那拉村的晨雾。她看着那碗面，咽了咽口水——不是馋的，是紧张的。她不知道自己在紧张什么，他回来了，面做好了，吃了面，拿了户口本，去民政局。一切都很简单，一切都很顺利。但她就是紧张，手心里全是汗，湿湿的，滑滑的，像那拉村河里的石头，被水冲了一整天，滑得抓不住。
手机响了。
她拿起来一看，是高槿之的电话。她接起来，心跳得很快。
“到了？”她问。
“许兮若。”他叫她的名字。声音不对，不是那种累的沙哑，是另一种东西，沉沉的，闷闷的，像一块石头扔进了水里，咚的一声，沉下去了。
她的心沉了一下。“怎么了？”
“广城那边又出事了。”
她没说话。她坐在餐桌前，面前摆着两碗面，两双筷子，两个勺子。面在冒着热气，白白的，软软的，像那拉村的晨雾。但晨雾会散，面也会坨。
“合同签了，但合作方的老板临时变卦了。他说条款要重新审，他不满意。他说——”他停顿了一下，像是在组织语言，像是在忍什么。“他说要重新谈。”
“重新谈？”她的声音很轻，轻得像一片槐花瓣落在地上，听不见。
“嗯。全部重新谈。之前谈的都不算。”
她低下头，看着那碗面。面已经坨了，糊成一团，像那拉村的泥巴。她把筷子拿起来，又放下了。筷子碰到碗沿，发出了一声脆响，叮的一声，像一颗钉子钉进木头里。
“那你——”
“我快到南市了。还有二十分钟。但我到了之后，可能要马上走。我爸打电话来说，合作方的人下午四点要见面。在广城。我得赶回去。”
她闭上了眼睛。她不想听了。她不想听“快了”，不想听“马上”，不想听“这次一定”。她什么都不想听了。她只想把面前这碗面吃了，吃了就去睡觉，睡了就不醒了，不醒了就不用等了。
“许兮若？”
“在。”她说。她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像那拉村的井水，一动不动，没有波纹，没有涟漪，像一面镜子，照着她自己的脸。她看见自己的脸映在那碗面汤里，模模糊糊的，五官都看不清，只有一个轮廓，像一个影子。
“你骂我一句吧。”
她笑了一下。笑声很轻，轻得像风吹过槐花，沙沙的，听不真切。“我不骂你。”
“你骂我。你骂我我就好受一些。”
“我不想让你好受。”她说。这句话说出口的时候，她自己都愣了一下。她从来没有这样说过话。她从来都是说“没事”“我理解”“你去吧”。但这一次，她说了不一样的话。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许兮若，我——”
“你回来。”她说。声音突然大了，大得她自己都吓了一跳。“你回来，把这碗面吃了。面坨了，但还能吃。你吃了再走。”
他沉默了一会儿。“好。”
她挂了电话，站起来，走到厨房，把灶火打开，重新烧水。她重新下面，重新放青菜，重新打鸡蛋，重新加盐，重新加香油。她端着碗走到餐桌前，把那碗坨了的面倒进垃圾桶，把新面放在对面的位置。然后她坐下来，等。
二十分钟后，门铃响了。
她去开门。门开了，高槿之站在门口。他穿着一件白衬衫，衬衫皱了，领口敞着，袖子卷到手肘，露出小臂。他的脸上有汗，头发被风吹得乱七八糟的，眼睛红红的，不知道是没睡好还是别的什么。他站在那儿，手里提着一个包，包上沾着灰，像是从工地上捡回来的。
他们站在门口，看着对方。谁都没说话。
她看见他的无名指上戴着那枚木头戒指，花心里两个字——“兮若”。戒指被汗浸湿了，颜色深了一些，像被雨淋过的树干。
他看见她穿着那件蓝布衣裳，袖口上那块槐花汁印子还在，黄黄的，像一朵小小的花。她的眼睛肿了，但没哭，眼眶红红的，像那拉村的晚霞。
“面要坨了。”她说。
他进了门，换了鞋，走到餐桌前坐下来。她坐在他对面。两个人面对面坐着，中间隔着两碗面，两双筷子，两个勺子。
他拿起筷子，吃了一口。面在嘴里嚼着，嚼了很久，像是在嚼一块石头。他咽下去，又吃了一口。她看着他吃，没动筷子。
“好吃吗？”她问。
“好吃。”他说。他的声音哑了，沙沙的，像砂纸磨木头。
“骗人。坨了。”
“没坨。好吃。”
她又笑了一下。这次的笑不一样，不是轻的，不是飘的，是沉的，沉到肚子里，沉到心里，沉到骨头里。她拿起筷子，也吃了一口。面确实坨了，糊糊的，烂烂的，但她咽下去了，咽得喉咙疼。
他们就这样吃着，谁都没说话。屋子里很安静，只有筷子碰碗沿的声音，叮叮的，脆脆的，像风铃。
他吃完了。她把碗收了，拿到厨房去洗。水龙头哗哗地响，水很凉，凉得她的手发红。她把碗洗干净了，放在沥水架上，转过身，他站在厨房门口。
“我得走了。”他说。
她点了点头。她走到他面前，伸出手，摸了摸他的脸。他的脸很烫，被太阳晒的，被风吹的，被什么别的烧的。她的手指从他的额头滑到颧骨，从颧骨滑到下巴。他的下巴上有胡茬，扎扎的，刺着她的指尖。
“你的戒指在吗？”她问。
他抬起手，让她看。木头戒指戴在无名指上，花心里两个字——“兮若”。
“我的也在。”她抬起手，让他看。“念归”。
他握住她的手，握得很紧。他的手很烫，掌心有汗，湿湿的，滑滑的，像那拉村河里的石头。她握回去，也握得很紧。两个人的手绞在一起，像两棵树根缠在一起，扎进土里，扎得很深，拔不出来。
“许兮若。”他叫她。
“嗯。”
“这次——”
“别说。”她打断了他。“别说‘这次一定’，别说‘等我回来’，别说‘快了’。你什么都不用说。”
他看着她，眼睛红了。
“你就说‘我走了’。”她说。“说完了就走。走了就别说别的。”
他张了张嘴，停了一下，然后说：“我走了。”
她松开了他的手。他的手从她的掌心里滑出去，像一条鱼，从指缝间溜走了，滑溜溜的，抓不住。
他转身，走到门口，换了鞋，拿起包。他回过头来，看了她一眼。她站在厨房门口，穿着那件蓝布衣裳，袖口上有一块槐花汁的黄印子，像一朵小小的花。她的手垂在身体两侧，手指上戴着那枚木头戒指，花心里两个字——“念归”。
他没说话。她也没说话。
他打开门，走了出去。门关上了，咔嗒一声，锁舌弹进了锁孔里，清脆的，决绝的，像一把刀切断了什么。
她站在厨房门口，听着他的脚步声。皮鞋踩在楼道的地板上，嗒嗒嗒的，越来越远，越来越轻，最后听不见了。然后她听见电梯门打开的声音，叮的一声，然后电梯门关上的声音，又是叮的一声。然后安静了。
她转过身，走进厨房，打开水龙头，把手伸到水流下面。水很凉，凉得她的手指发麻。她把手举起来，看了看那枚戒指。戒指被水打湿了，颜色变深了，花心里的两个字——“念归”——模模糊糊的，像隔着雾看花。
她把水龙头关了，走到窗前，推开窗户。南市的下午，太阳很大，晒得柏油路发软，空气里有一股沥青的味道。楼下的桂花树开了花，黄黄的一簇一簇的，香味很淡，被热气蒸散了，像一个人走了很远的路，身上的味道被风吹散了。
她站在窗前，看着楼下的马路。车来车往的，一辆接一辆的，有的往左，有的往右，有的直行，有的拐弯。她不知道哪一辆是他的。她只知道他走了，往广城的方向，往那个需要他的地方去。
她站了很久，站到腿都麻了。然后她转过身，走到餐桌前，坐下来。桌上还有两双筷子，两个勺子，面对面摆着。她把对面那副碗筷收起来，放到厨房里，只留下自己面前的一副。她拿起筷子，看了看，又放下了。她不饿，一点都不饿。
她坐在餐桌前，发了一会儿呆。然后她站起来，走到卧室，躺在床上。枕头下面压着那封信，她没有拿出来看。她知道信上写了什么。每一个字她都记得。最后一行是“他明天回来了。我们去领证。这次真的去了。”她看着天花板，把这句话在脑子里过了一遍，然后把它从脑子里删掉了。不是真的删掉了，是把它放到了一个很远的地方，一个她够不着的地方，一个她不用每天看见的地方。
她闭上眼睛。窗外有车经过，灯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漏进来，在天花板上画了一道弧线，然后消失了。她等着下一道弧线，等了一会儿，没来。
她翻了个身，面朝墙壁。墙上那道裂缝还在，从天花板一直裂到踢脚线。她的手指沿着裂缝划了一遍，划到分叉的地方，停了。左还是右？她不知道。她把手收回来，放在胸口。手指碰到那枚戒指，凉凉的，但很快就暖了。
手机震动了一下。她拿起来看，是高槿之的消息。
“到了广城了。在去公司的路上。晚上要开会，不知道开到几点。”
她看着这条消息，没有回。她把手机放在枕头旁边，翻了个身，面朝另一边。另一边是窗户，窗帘的缝隙里透进来一点光，橘红色的，像一块烧红的铁。
手机又震动了一下。她又拿起来看。
“许兮若，你在干嘛？”
她想了想，回了一条。“在睡觉。”
“你生气了吗？”
她看着这个问题，看了很久。生气了吗？她不知道。她好像已经不生气了，不是原谅了，不是理解了，是累了。累到没有力气生气了。生气是需要力气的，像跑步，像爬山，像在那拉村的泥路上走。她走了太久了，走不动了。
“没有。”她回。“你去忙吧。”
“你早点睡。别等我消息了。”
“好。”
她把手机关了，放在枕头旁边。然后她把那枚戒指摘下来，放在手心里，看了看。花心里的两个字——“念归”——在黑暗中看不清了，但她知道它们在那儿，刻在木头里，刻在她心里。
她把戒指放在床头柜上，放在泥人旁边。泥人还是那个样子，头大身子小，胳膊一长一短，站在那里，稳稳的。她摸了摸泥人的头，凉凉的，糙糙的，像那拉村的土墙。
她躺下来，闭上眼睛。窗外的车声一阵一阵的，像海浪，来了又退，退了又来。她在这声音里，慢慢地，沉了下去。
接下来的日子，高槿之在广城和花都之间来回奔波。合同谈了三轮，每一轮都有新的问题，新的分歧，新的条款。合作方的老板是个精细人，每个字都要抠，每句话都要改，改完了不满意，推翻重来，重来了又不满意，再推翻，再重来。像那拉村的槐花，落了一层，扫了一层，又落了一层，怎么扫也扫不完。
许兮若每天给他发消息，但不再是“你什么时候回来”了。她发的是“今天吃了什么”“外面热不热”“早点睡”。像两个普通人，在过普通的日子。普通的日子里没有“快了”，没有“马上”，没有“这次一定”。普通的日子里只有一日三餐，只有早安晚安，只有柴米油盐。
她把那封信从包里拿出来了，放在抽屉里。不是不想带了，是不想每天看见了。信纸已经皱了，边角起了毛，蓝墨水褪了色，有些字模糊了。她把信纸叠好，放在抽屉最里面，上面压着那袋干槐花。槐花的香味已经很淡很淡了，要把鼻子凑得很近才能闻到，像一个人走得很远很远了，要把耳朵竖起来才能听见他的脚步声。
她有时候会梦到那拉村。梦里槐花开了，白白的，一串一串的，风一吹就飘下来，落在她肩膀上，落在她头发上。念归在树下追猫，玉婆婆在灶房里熬粥，陈望生在编竹筐。她坐在槐树下，一针一针地缝着那件蓝布衣裳，针脚歪歪扭扭的，但比上次好了一些。
高槿之坐在她旁边，刻着那枚木头戒指。刻刀在木头上一刀一刀地走，沙沙的，像风吹过槐花。他刻得很认真，眉头微微皱着，嘴唇抿着，像在那拉村看远处山峦的表情。
她看着他，问了一句：“刻好了吗？”
他抬起头，看着她，笑了。“刻好了。”
他伸出手，把戒指递给她。她接过来，看了看。花心里两个字——“念归”。她把自己的手伸出来，把戒指戴在无名指上，转了一下，刚好，不大不小，像量身定做的。
“这次不走了？”她问。
“不走了。”
她笑了。笑着笑着，醒了。天花板是白的，墙是白的，枕头是白的。南市的夜里，窗外有光，橘红色的，从窗帘的缝隙里漏进来，在天花板上画了一道弧线。她看了看床头柜上的泥人，看了看旁边的木头戒指。戒指在，泥人在，他不在。
她拿起手机，看了看时间。凌晨三点零七分。没有新消息。
她把手机放下，翻了个身。手指碰到那枚戒指——她不知道什么时候戴上去的，大概是梦里。戒指贴着无名指，凉凉的，但很快就暖了。
她闭上眼睛，等着天亮。
窗外的车声一阵一阵的，像海浪，来了又退，退了又来。她在这声音里，等着天亮，等着他回来。
她一直在等。
她不知道还要等多久。她只知道，她还在等。她只能等。
因为她答应过他。
她说，我等你。
这三个字，她说了一千遍，一万遍。说到后来，这两个字不是承诺了，是习惯。像呼吸，像心跳，像那枚戒指戴在手指上，转一下，有点大，但不会掉。
天亮了。
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挤进来，细细的一条，照在地板上，亮得晃眼。她看着那道光，慢慢地坐起来。头发乱了，眼睛肿了，嘴唇干了。她坐在床上，发了一会儿呆。
然后她拿起手机，给高槿之发了一条消息。
“早安。”
他秒回了一条。“早安。”
她看着这两个字，笑了一下。然后她站起来，走到窗前，推开窗户。南市的早晨还是那个样子，灰蒙蒙的天，热烘烘的空气，远远近近的喇叭声。但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吸进去的不是汽车尾气，是心里那棵槐树的香。
心里的花香，风吹不散，雨打不落，时间冲不走。
她摸了摸手上的戒指，花心里两个字——“念归”。
她笑了。
念归。想念的念，归来的归。
她一直在念。他终会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