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刚亮，村口那棵老槐树上还挂着昨夜的露水，沉甸甸的，像哭肿了的眼泡。
马高腿扛着他那根油亮亮的枣木棍，一瘸一拐地往村外走。他左腿比右腿短，走路时身子总是一摇一晃，像一只随时会被风吹倒的、不对称的陀螺。
马赶明站在自家门前的土坡上，望着父亲渐渐走远的背影，嘴里骂骂咧咧，说他爹非跟政府对着干，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说完，他狠狠啐了一口唾沫，那口痰砸在尘土里，立刻被吸收了，留下一个深色的小点。
马高腿听见了，却没回头。他只是把手里那根刻了七道印子的枣木棍攥得更紧了。那七道印子，是他给自己定的规矩，也是他给自己留的退路。
半大小子树根突然从柴火垛后面窜出来，拦住路，叉着腰说：“赶明哥交代了，不能让马高腿出去！要是放他走了，就要扣工分！”
马高腿听了，直冷笑，那笑声像两块砂纸在摩擦。他瞥了树根一眼，说：“让他扣去。这世上，还没人能真拦得住我马高腿。”
他的脚步没有停，甚至没有减速。树根被那股阴沉的气势慑住，竟下意识地往旁边挪了半步，让开了路。
村口的黄土路被早晨的露水打得湿漉漉的，脚印踩上去，就是一个清晰的泥印。
马赶明骑着那辆崭新的“飞鸽”自行车追了上来，车铃铛叮叮当当地乱响，打破了清晨的宁静。他跳下车，一把抓住马高腿的袖子，布料已经被汗水浸得硬邦邦的，抓在手里有一种令人厌恶的粗糙感。
“站住！”马赶明喊道，声音里带着一种虚张声势的威严，“你这是要去哪？生产队的规矩你忘了？”
马高腿转过身，一脸讥讽地看着儿子。那张脸上沟壑纵横，每一道皱纹里都藏着算计和鄙夷。“规矩？”他哼了一声，声音沙哑得像破锣，“这规矩当年还是我定的！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还多！你个小兔崽子，也敢拿来压我？”
马赶明急了，脸涨成猪肝色：“你这样出去要饭，是给咱马家丢脸！全村人都会戳脊梁骨骂的！”
“丢人？”马高腿一听，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猛地抡起枣木棍，狠狠抽在儿子背上。
“啪！”
一声脆响，在空旷的村口回荡。
马赶明痛得闷哼一声，咬着牙，没再说话，只是默默退到了路边，看着父亲一瘸一拐地消失在晨雾中。
到了县城火车站，马高腿轻车熟路地绕过正门，蹩到后头货场。
一列黑乎乎的煤车正喷着粗气，蒸汽和煤灰混在一起，像一头正在喘息的黑色巨兽。他瞅准守车员打盹的工夫，腰一弯，腿一蹬，竟显出几分早已陌生的敏捷，悄无声息地爬上一节敞开车厢，一头扎进煤堆里。
火车开动了，煤屑扑了他满头满脸。马高腿也不擦，从怀里掏出个冷硬的馍，就着裹挟煤尘的风，一口一口啃嚼起来。那馍硬得像石头，他需要用口水慢慢软化，再用残缺的牙床费力地磨碎。包袱里还有四个同样的玉米面馍馍，这是他算计好的三天口粮。
到武汉时，已是下半夜。站台上的灯昏黄，像垂死的病人的眼睛。
马高腿从煤堆里钻出来，浑身漆黑，只剩眼白和偶尔咧开嘴时的黄牙，证明他还是个人。他溜到站台尽头的水龙头下，胡乱冲了冲，露出古铜色、布满褶皱和老年斑的皮肤。然后，他晃着身子，融进了候车室污浊的人气里。
候车室像个巨大的、缓慢蠕动的胃囊。马高腿在角落找个空地坐下，从包袱里掏出那个缺口的粗瓷大碗，摆在面前。然后，他低下头，肩膀轻轻耸动，一阵压抑的、断断续续的呻吟从喉咙深处渗出来：
“行行好吧……可怜可怜我这没用的残废……老天不开眼啊……”
他的声音忽然变得虚弱、颤抖，充满无助的沙哑，与白天在村里那个挥棍子、骂儿子的马高腿判若两人。他把自己缩成一团，像个被遗弃的垃圾。
旅客匆匆来去，大多皱皱眉绕开。但一个穿着蓝布罩衫、头发一丝不苟的老太太停下来，弯腰看看他，又看看空碗，无声地叹了口气，从手帕包里摸出五分硬币，当啷一声扔进去。
天快亮时，破碗里已有零零散散一堆分币毛票，加起来八毛多。马高腿用粗黑的手指仔细捻一遍，嘴角几不可察地弯了一下。他收好碗，挪到车站外早点摊前，拿出其中一张毛票，换一碗热气腾腾的热干面。他蹲在路边，呼呼啦啦吃得满头大汗，芝麻酱糊了一嘴。
这才是活着。滚烫的，扎实的，顺着食道滑进胃袋里的满足。
这样的日子，像车站墙上剥落的旧日历，一页页重复又不同。马高腿辗转在武汉三镇，像个老练的渔夫。火车站人多眼杂但流动快；码头工人给钱爽快但零碎；繁华的江汉路上，穿皮鞋的人多，偶尔能碰到大方的。他渐渐品出了门道。
“收成”不错，最多一天要到了三块多钱。但他心里那杆秤却越来越沉——这点钱刚够填饱自己，偶尔喝两口散酒。他要的不是这个，是能攒下来的大钱！是能让儿子马赶明、让全村人再不敢小瞧他的大钱！
转机出现在一个闷热的雨天。
铅灰色的云层低低压着江面，马高腿躲在一座天桥下，看着雨水在台阶上溅起混浊的水花。就在这时，他看见斜对面另一个桥墩下，一个面黄肌瘦的妇人抱着个孩子也在乞讨。
那孩子脑袋出奇地大，身子瘦小，眼睛直勾勾看着虚空，不哭不闹。可怪的是，往他们面前破搪瓷缸里扔钱的人络绎不绝，甚至有人放下整张毛票。
马高腿眯着眼看了半晌，雨水顺着他额头的皱纹沟壑流下，他也浑然不觉。忽然，他干瘦的胸膛起伏了一下，抬手重重一拍自己那条好腿，低声骂了句：“驴脑袋！咋就没想到这招呢！”
雨势稍歇，他便像条嗅到腥味的土狗，直奔汉口那片迷宫般的老街巷。那里藏着许多太阳照不到的营生。
七弯八绕，在一间歪歪斜斜的木屋里，他找到了中间人老拐。老拐以前在他们县里倒腾过粮票，被人打瞎一只眼，后来干起了更隐晦的行当。他居然还认得马高腿。
“想要个娃？”老拐那只独眼在昏暗光线下闪着油滑的光，“什么价位的？全和的贵，有点毛病的便宜。”
“最便宜的，”马高腿回答得干巴利落，“但要看起来……惹人疼点，可怜点的。”
老拐嘿嘿一笑，露出满口被烟熏得焦黄的牙：“巧了，手头刚有个‘赔钱货’，女娃，右腿天生短一截，跟你这老瘸子，倒是般配。”
孩子抱出来了。
约莫七八个月大，轻飘飘像一捆柴，瘦得只剩一层皮紧绷在小小的骨架上，显得脑袋格外大。果然是右腿有些蜷缩，比左腿细短。她被裹在一条看不出本色的破毯子里，不哭不闹，只是睁着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茫然看着眼前晃动的人影。
马高腿蹲下身，伸出粗糙得像树皮的手指，拨开毯子角看了看孩子的脸，又捏了捏那细瘦畸形的腿。动作熟练而冷静，像在检查牲口牙口。然后，他直起身，从贴身衣兜里掏出五张皱巴巴的一元纸币，扔在老拐污黑的桌面上。
有了这个孩子，马高腿的“生意”陡然红火起来，仿佛破船张开了帆。
他给女婴随便起了个名，叫“小瘸”。每天用一条破布带子，把她牢牢捆在自己干瘪胸前，在武汉最繁华的街头，找个人流如际的角落，直挺挺跪下。青石板硌着膝盖骨，寒意顺着骨头缝往上爬，但他心里却烧着一团火。
“可怜可怜这没娘的孩子吧！老天爷不长眼，生下来就带残疾啊！行行好，给口吃的吧！”
他的哭诉变得声情并茂。小瘸安安静静待在他怀里，那双过于安静的大眼睛茫然望着来来往往的腿和鞋子，偶尔咿呀一声，伸出瘦弱的小手抓一下空气。这无知懵懂的样子，比任何嘶喊都更有力。
硬币毛票像被磁石吸引的铁屑，叮叮当当落进搪瓷盆里，有时竟真的会飘下一两张一块、两块的“大团结”。
一个月后，马高腿觉得武汉“油水”捞得差不多了，便带着小瘸扒上火车，转战郑州。这时他已非吴下阿蒙，开始主动出击，专挑灯红酒绿的饭店门口耐心等着。
有天晚上华灯初上。一个腆着啤酒肚的胖老板搂着个穿红裙子的年轻女人，从“郑州大酒店”旋转门里晃出来。马高腿瞅准时机，一个箭步窜上前，将胸前的小瘸往前一送：
“老板！好心的老板！行行好，可怜可怜这孩子吧！一天没吃东西了！”
胖老板被吓了一跳，待看清是个老乞丐带着残废孩子，立刻嫌恶地皱眉：“去去去！滚远点！”
马高腿不退反进，又把小瘸往前递了递。小瘸被吓到，哇一声哭起来，声音细弱。
那红裙子女人“哎呀”一声，拽住胖老板胳膊摇晃：“你看这小孩，多可怜啊！老公，给他们点钱嘛，就当积德了！”
胖老板被女人一哄，嘿嘿笑了，显得格外豪爽，从鼓鼓的皮夹里抽出一张绿色钞票——是十元！
“拿去！赶紧走！别他妈再让我看见你们！”
马高腿心脏猛跳，十块！顶得上村里壮劳力干半个月工分！他一把抓过钱，点头哈腰几乎弯到地上：“谢谢老板！谢谢老板娘！您二位长命百岁，发大财！”倒退着迅速消失在街角阴影里。
那女的突然转身快步回来，往马高腿手里塞了个油纸包，说“这点心，给孩子吃”，说完就匆匆去追胖老板了。
在郑州，马高腿认识了暗门子月娥。
那天冷雨哗哗下，马高腿抱着小瘸在铁闸门的门洞里躲雨，浑身湿透，冻得直哆嗦。月娥也来躲雨，看他可怜，心一软，就叫他去自己那儿马高腿为避雨带小瘸到月娥处，小瘸哭闹，马高腿点头同意。月娥住处是不足十平米的小屋，藏在腌臜巷子深处，屋内却很干净。她生炉烧水、煮姜汤，还改旧衣给小瘸换上。月娥问小瘸是否亲生，马高腿称是路上捡的，月娥叹气，她儿子七八年前被前夫带走，至今无消息。此后，马高腿来郑州“跑生意”就去看月娥，有时带包子或留钱，月娥帮忙照看小瘸。月娥念叨马高腿不给孩子买好衣服，马高腿不在意。一次，马高腿给月娥一个便宜银镯子，月娥愣住且眼圈泛红。月光下，一老一小似繁华城市阴暗角落互相依靠的人，马高腿看着熟睡的小瘸和灯下缝衣的月娥，内心有所触动，但很快被现实算计淹没。他要攒很多钱杀回刘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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