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改委那个方志国，笔记本里的记录先放一放。你帮我去查一件事——他在京州经手的项目里，有没有烂尾的，有没有被投诉的，有没有因为审批问题打过官司的。不查他本人，先查他经手的项目。”
陆亦可记下来，又问了一句：“要不要找京州市纪委配合？”
“先不用。李达康跟我说的这些，他作为市委书记不能直接去查一个发改委的处长——跨着级别呢。他借我们的手来查，我们就得先把材料摸透了再说。”
陆亦可点了点头，正要走，祁同伟又叫住了她。
“等等。还有件事——你帮我去趟城郊。陈海上次跟我说，当年在少管所打赵晓光的那个人，后来从脚手架上摔下来死了，留下一个女儿，跟着奶奶住在城郊棚户区。
赵晓光每个月从工资里抽钱接济她们。你去看看——不是以督查组的名义，就是去看看。看看那孩子上学了没有，奶奶身体怎么样，家里还缺什么。”
陆亦可看了他一眼。“祁厅，这跟案子没关系。”
“我知道。跟案子没关系，跟人有关系。”
陆亦可在城郊找了两个多小时，才在一片待拆迁的棚户区里找到了那户人家。房
子是红砖砌的，屋顶盖着石棉瓦，门口堆着捡来的纸板和塑料瓶。一个老太太坐在门口的小马扎上剥毛豆，手指关节粗大，剥得很慢。旁边蹲着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正在用粉笔在地上写字。
写的是一首唐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写到“土”字的时候粉笔断了，她从地上捡起断掉的那截继续写。陆亦可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没进去。
她转身去街口的超市买了米、油、两箱牛奶，想了想又拿了一盒粉笔。回来的时候老太太还在剥毛豆，小女孩已经把诗写完了，正蹲在旁边用粉笔头画小人。她把东西放在门口，说自己是街道办的，来送温暖。
老太太抬头看着她，浑浊的眼睛眨了眨，说你不是街道办的，街道办的人过年才来。
陆亦可没说话，蹲下来看小女孩写的字。小女孩的字写得歪歪扭扭，但一笔一画都很认真。地上写了好几首唐诗，有的句子写错了，又划掉重写。
“这些诗谁教你的。”陆亦可问。
“赵叔叔。”小女孩抬起头看着她，眼睛很亮，“赵叔叔每个月都来看我们。他给我带包子，豆沙馅的。他说豆沙包子甜，吃了就能背书。他还会蒸馒头。他说他蒸的馒头可软了。”
陆亦可站起来，把粉笔放在小女孩手里。她跟老太太说以后每个月会有人送东西来。老太太剥毛豆的手停了一下，没抬头，说了一句声音很轻的话——“你们是好人。但好人太多，我们还不清。”陆亦可没接话，转身走了。
车子开出棚户区的时候她在后视镜里看了一眼——那栋红砖房的门口，小女孩正在用新粉笔在地上写字。
回到厅里，陆亦可把情况跟祁同伟说了。
说完了她补了一句：“那个老太太，一个人带着孙女，家里唯一的收入就是捡废品。赵晓光给的钱她舍不得花，全攒着给孙女交学费。她自己吃馒头就咸菜，一顿饭花不了一块钱。祁厅，你说一个人自己都活得这么难了，为什么还要管别人的孩子。”
“因为那个打他的人已经不在了。”祁同伟站在窗前，背对着她，“但赵晓光觉得，那个人的孩子还在。孩子在，账就没消。不是打人的账——是活着的账。他把武小光的‘替我活着’活成了这个样子。不是替他活一条命，是替他把那些没来得及做的好事做了。那孩子写的字你看清楚了吗。”陆亦可点头。
“那字写得好不好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在地上写，不是在本子上写。你在物资申请单上再加一项——给那孩子买块小黑板。”祁同伟转过身来，嘴角动了一下，像是在笑又不像，“她在地上写了这么久的字，该有块黑板了。”陆亦可说了声好，在笔记本上记下来。
季昌明从门口经过，拄着拐杖站住。
他没进来，就站在门口，往里看了一眼。祁同伟正蹲在窗台前给君子兰浇水，浇得很慢，水从壶嘴里细细地流出来，绕着君子兰的根部一圈一圈地渗下去。花盆是新换的，紫砂盆，比原来那个塑料盆沉得多。
季昌明看着那盆君子兰，忽然说了句没头没尾的话：“等花开了，采一朵放档案室。不是装饰——是让后来的人知道，有些东西是慢慢养的。”祁同伟抬头看了他一眼，把水壶搁在窗台上。
两个人隔着门框对视了一瞬，谁也没再说第二句。季昌明拄着拐杖转身走了，鞋底擦着走廊的水泥地面，发出沙沙的声响。
当天下午，侯亮平从反贪局那边过来，手里拿着一份刚收到的材料。
他进门的时候脸色不太好看，祁同伟一看就知道有事。
侯亮平把材料往桌上一放，自己拉了把椅子坐下，半天没说话。
祁同伟翻开材料看了几页，眉头也皱了起来。
材料是钟小艾通过省纪委转过来的。内容是汉东省属一家国企——汉东城建投——近三年的财务审计异常报告。
报告里提到几笔大额资金的流向有问题，涉及一个叫“通达贸易”的民营公司。
而这个通达贸易的法人代表，是蔡成功的一个远房亲戚。说远也不算远，论辈分管蔡成功叫表叔。
这事本来不大，但麻烦就麻烦在——通达贸易的注册地址，恰好是当年大风厂的一部分厂房。
祁同伟把材料合上，揉了揉眉心。“蔡成功知道这事吗。”
“不知道。我让人侧面摸了一下——蔡成功还在里面服刑，通达贸易是他在入狱前转让出去的。转让手续合法，价格也公道。问题在于转让之后——新法人接手不到半年，城建投就开始往通达贸易走账。走的都是咨询费、服务费这种名目。金额不算特别大，但持续了好几年。加起来就不是小数目了。”
侯亮平用食指在材料封面上敲了敲，“更麻烦的是——城建投的董事长老孙，是李达康当年在京州当市长时提上来的。”
祁同伟靠在椅背上，手指在桌上有一搭没一搭地敲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