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学堂的麻烦，比苏冉预想中来得更快，也更猛烈。
顾轻尘凭着那股子近乎天真的热忱和苏冉的暗中资助，终于在城西一处相对僻静、租金低廉的旧染坊后院，将“格物学堂”的牌子挂了起来。他招收了第一批二十余名学生，大多是附近贫苦人家的孩子，年龄从七八岁到十三四岁不等，个个面黄肌瘦，眼神却充满了对“识字”的渴望。他请了两位同样生计困顿、但品性尚可的落第秀才担任蒙师，教孩童们认字、写字、背诵《三字经》《千字文》等蒙学读物。他自己则每日抽出一两个时辰，给稍大些的孩子讲解些简单的算术、记账之法，偶尔也会结合《诗经》《尚书》里涉及农时的句子，讲讲四季耕作、辨识五谷，甚至搬出苏冉“无意”中与他讨论过的、一些关于风寒暑湿致病原理的浅显道理。
学堂不收束修，只象征性地让每个学生每日带一把柴或一捆草来，作为冬日取暖和灶下之用。苏冉又额外资助了一笔钱，每日午间为孩子们提供一顿简单的糙米饭和咸菜，确保他们能安心读书，不必为口腹奔波。
这在贫苦百姓中间，无异于天降甘霖。很快，想要送孩子来学堂的人家排起了队。顾轻尘不得不又租下了隔壁一个荒废的小院，准备扩大规模。他踌躇满志，与两位先生日夜钻研，试图整理出更系统、更“格物”的教材，甚至开始设想，等孩子们基础好些，可以请个老木匠或老农来，讲讲实在的技艺。
然而，这片刚刚萌芽的绿意，很快就触碰到了坚硬的冻土。
起初只是一些流言蜚语，在坊间悄然流传。
“……听说那‘格物学堂’，教的不是什么正经圣贤书，尽是些奇技淫巧，算账、种田，还让匠人来讲课，简直有辱斯文！”
“……可不是吗？我有个远房亲戚在那边帮忙，说顾先生还给孩子们讲什么‘病从口入’，要喝烧开的水，饭前洗手…这都什么跟什么？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喝生水、吃冷食，也没见怎么样！这不是教孩子娇气吗？”
“……那顾轻尘自己就是个屡试不第的落魄书生，能教出什么好来？怕不是自己科举无望，便弄些歪门邪道，蛊惑无知小民，沽名钓誉吧？”
“……我还听说，那学堂背后，是那个最近风头很盛的‘妙手观音’苏大夫在出钱！一个女人，抛头露面行医也就罢了，还插手办学，牝鸡司晨，成何体统！”
流言渐渐发酵，终于引来了“体面人”的注目。先是当地几个以“维护风化”、“崇尚正统”自居的老秀才、老童生，联名写了份酸气冲天的“檄文”，贴在学堂门口的墙上，痛斥格物学堂“不尊孔孟，不习诗书，专务奇巧，惑乱童蒙”，“以匠作贱业污圣贤之门庭”，要求顾轻尘立即关闭学堂，向“斯文”谢罪。
顾轻尘气得浑身发抖，当众撕了檄文，与那几个老学究在学堂门口激烈辩论。他引经据典，大谈“格物致知”、“经世致用”，痛斥他们“食古不化”、“罔顾民瘼”。书生吵架，引经据典，唾沫横飞，引来无数百姓围观，成了城西一景。顾轻尘固然辩才无碍，满腔热血，但在那些老学究根深蒂固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君子不器”的观念面前，他的“实用之学”、“平等思想”（他主张学问应为民生服务，无分贵贱），显得如此“离经叛道”，不仅无法说服对方，反而坐实了“异端”之名。
事情很快闹到了官府。杭州府学的一位教谕，受了某位与李福走得近的乡绅请托（或许是李福想借此试探苏冉，或打压与她相关的势力），正式行文给钱塘县衙，指格物学堂“教授内容驳杂不纯，有违朝廷教化之旨，易启愚民僭越之心”，建议“查察整顿，以正视听”。
一纸公文，虽未明令关闭，却如同悬在学堂头顶的利剑。钱塘县衙派了书办和差役前来“问询”，态度倨傲，话里话外暗示顾轻尘“识相”些，要么改弦更张，只教圣贤书，要么“自愿”关闭，以免惹祸上身。学堂里的孩子被吓得战战兢兢，两位请来的先生也面露惶恐，萌生退意。一些胆小的家长，悄悄把孩子领了回去。刚刚有起色的学堂，转眼间风雨飘摇。
顾轻尘急得嘴角起泡，连夜来找苏冉商量。他双眼布满血丝，声音嘶哑，却依然挺直着脊梁：“苏大夫，他们这是要扼杀学问的生机！格物致知，经世致用，何错之有？难道非要百姓子弟都去读那空洞无物的八股，皓首穷经，于国于家毫无实益，才算正道吗？”
苏冉给他倒了杯清热去火的菊花茶，神情平静。这一切，她早有预料。在这个时代，挑战固有的知识体系和阶级观念，必然会引起剧烈反弹。只是没想到，反弹来得如此之快，还夹杂了李福可能的推波助澜。
“顾公子少安毋躁。”苏冉缓缓道，“他们攻击学堂，罪名无非是‘教授内容驳杂’、‘不尊正统’、‘蛊惑童蒙’。硬碰硬，我们占不到便宜，毕竟官府握有‘教化’之权。但我们可以换个法子。”
“什么法子？”顾轻尘急切地问。
“第一，避实就虚，重新定义‘格物’。”苏冉目光清明，“他们攻讦你不教圣贤书，你便大大方方地教。从明日起，学堂课程，明面上以《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及《论语》章句为主，两位蒙师照常授课。至于算术、记账、农时、医理…不必单独设课，而是融入日常教学之中。教《论语》‘节用而爱人’，便可引申讲如何记账理财，避免浪费；教《诗经》‘七月流火’，便可讲解农时历法，辨识五谷；教《千字文》‘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何不浅显说说天地方物之理？这叫‘寓教于常’，他们抓不到把柄。”
顾轻尘眼睛一亮：“苏大夫的意思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第二，借力打力，争夺话语权。”苏冉继续道，“他们可以写檄文，我们也可以写文章。不过，不是写给那些老学究看，是写给百姓看。顾公子，你文笔好，不妨以浅显直白的语言，写几篇小文，说说孩童识字明理的好处，说说懂得记账算数，将来不至被人欺瞒；说说知晓农时医理，可保一家温饱安康。不谈大道理，只说小实惠。写好之后，我让陈掌柜找人在茶楼酒肆、街头巷尾，请说书先生或识字的人，念给百姓听。百姓心中自有一杆秤，他们送孩子来学堂，求的是实在的好处，不是虚名。我们要让百姓明白，格物学堂教的东西，对他们的日子有用。”
“第三，寻求支持，以‘善’破‘攻’。”苏冉沉吟道，“他们指责学堂‘蛊惑童蒙’，我们便要大张旗鼓地宣扬学堂的‘善举’。顾公子可愿将学堂如今困境，以及办学初衷，写一封情真意切、言辞恳切的‘陈情书’，递交给杭州府几位素有清誉、关心文教的乡贤耆老，乃至…通过某些渠道，看看能否递到乔公瑾乔老爷这样的人面前？乔老爷不是要‘合作’行善吗？支持一家教贫苦孩子识字的善堂，正是博取名声的好机会。我们可以‘请’他来当个学堂的‘名誉山长’或‘捐助善人’，借他的名头和财力，暂时抵挡官府的刁难。”
顾轻尘听得心潮澎湃，但听到“乔公瑾”的名字，又有些犹豫：“乔公瑾此人，背景神秘，意图难测，借他的势，会不会是引狼入室？”
“是险棋，但也是眼下破局最快的方法。”苏冉冷静分析，“乔公瑾要名，我们暂时给他名。他若真想插手学堂事务，我们也有防备和制衡之法。至少，有他这块招牌在，李福那边多少会有些顾忌。而且，这也是一次试探，看看乔公瑾对我们，到底有何种程度的‘兴趣’和‘耐心’。”
顾轻尘思索良久，重重一拍桌子：“好！就依苏大夫之言！我这就回去写文章，写陈情书！只是…乔公瑾那边，如何递话？”
“这个我来安排。”苏冉道，“顾公子只需将文章和陈情书写好，尤其要突出学堂的‘济贫’、‘教化’之功，言辞恳切，切勿激进。另外，明日让学堂里的孩子，将他们这段时间学会写的字、学会算的简单数，以及…嗯，让他们每人说一句在学堂里学到的最有用的‘道理’，不拘是什么，只要是实在话，都记录下来。这些都是我们争取民心的证据。”
顾轻尘如同找到了主心骨，精神大振，匆匆离去准备。
苏冉则提笔，给陈四海写了一封密信，让他以“归来居”掌柜的身份，备一份厚礼，去求见乔公瑾，将顾轻尘的“陈情书”和学堂的“善举”如实转达，言辞要极尽推崇乔公瑾的“乐善好施”、“爱惜人才”，并委婉暗示，若乔老爷能在此“善举”上给予支持，必能使其“仁商”之名更加响亮，对他在江南的生意和人情，大有裨益。
信送出去后，苏冉又唤来阿贵，低声吩咐了几句。阿贵领命，匆匆没入夜色。
次日，城西的茶楼里，开始有说书先生用生动的俚语，讲述“格物学堂”里穷孩子如何从目不识丁到能写家书、能帮爹娘算账的“奇闻趣事”。街头巷尾，也多了些闲汉，有意无意地议论着“学点实在本事，比死读书强”，“人家学堂又不收钱，还管饭，这样的善事也要被刁难，还有没有天理了？”
同时，顾轻尘那篇文采斐然、感人至深的《陈情书》，以及一份记录着孩童们稚嫩笔迹和朴实言语的“学堂实录”，被精心装裱，通过陈四海的渠道，送到了乔公瑾下榻的客栈，也抄送了几份，送到了杭州几位以“方正”闻名的退隐老官和书院山长案头。
舆论，开始在底层百姓和一些开明士绅中，悄然转向。
三日后，乔公瑾派了管家来到格物学堂，当众宣布，乔老爷感念顾先生教化贫苦之德，愿捐银五百两，资助学堂修缮屋舍、购置书籍、改善伙食，并欣然接受学堂“名誉捐助人”之请。同时，乔公瑾还“恰好”在与杭州知府饮宴时，“无意”提起了这所“颇有新意、造福乡里”的善堂，言语间颇为赞赏。
压力骤然一轻。钱塘县衙的书办和差役再未出现。那几个老学究的吵嚷，在乔公瑾的银子和名头面前，也显得微弱下去。学堂渐渐恢复了生气，甚至因为这场风波和乔公瑾的“捐助”，名声更响，前来报名的孩子更多了。
然而，苏冉知道，危机只是暂时缓解。守旧势力的敌意并未消失，李福的阴影仍在，乔公瑾的“慷慨”更是需要付出代价的“礼物”。而更大的麻烦，似乎正在酝酿——据阿贵回报，那位骄纵的李芊芊小姐，不知从哪里听说了“格物学堂”和“妙手观音”苏大夫，很是不屑地撇嘴说了句：“一个破学堂，一个女大夫，也值得这般吹捧？改日我倒要去瞧瞧，是什么了不得的人物！”
山雨欲来风满楼。思想的碰撞，阶层的冲突，利益的纠葛，在这座温柔水乡，正交织成一张越来越复杂的网。
而苏冉，正站在这张网的中央，冷静地观察着每一根丝线的颤动，准备着下一场无声的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