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初二年五月，五大门阀的烟尘尚未散尽，秦骁已经将目光投向了下一个战场——土地。
门阀倒了，他们名下数以万计的田产被收归朝廷。这些田产如何处理，直接关系到新政能否真正惠及底层百姓，也关系到朝廷能否赢得最广大农民的支持。秦骁心里很清楚，门阀虽然可恨，但说到底只是一小撮人。大凛的真正根基，是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一年到头在田地里刨食的亿万农民。谁能让他们吃饱饭，谁就能坐稳江山。
但“限田令”和“永佃制”不是拍脑袋就能定下来的。大凛幅员辽阔，各地的土地状况千差万别。江南水田和中原旱地不一样，北方草原牧场和西南山地梯田更不一样。如果不了解实际情况就仓促出台政策，很可能会好心办坏事。
秦骁决定亲自下去调研。
他没有大张旗鼓地摆驾出巡，而是换了一身粗布衣裳，带着赵虎和两个贴身侍卫，扮成收山货的行商，悄悄离开了帝都。沈清秋本想跟着去，被秦骁拦住了：“内卫府刚接手五大门阀的案子，一大堆事等着你处理。朕这次去也就十天半月，你在家守着。”
沈清秋虽然不放心，但知道秦骁决定了的事谁也拦不住，只好叮嘱赵虎务必保护好皇帝的安全，又暗中安排了内卫府的人沿路接应。
秦骁的第一站，选在了帝都东南方向的青阳县。
青阳县距离帝都不远，只有一百多里路，属于产粮大县。这里的土地肥沃，灌溉便利，按理说百姓的日子应该过得不错。但秦骁在翻阅户部呈报的各地田赋数据时发现，青阳县的田赋征收额在过去十年里逐年下降，而与此同时，当地报给朝廷的“抛荒田亩”却在逐年增加。
这很不正常。帝都附近地区的土地，寸土寸金，怎么会有人舍得抛荒？
带着这个疑问，秦骁来到了青阳县。
他没有去县衙，而是直接去了乡下。在离县城大约十里地的一个村子里，他遇到了一个正在田埂上晒太阳的老农。老农看上去六十来岁，皮肤黝黑，满脸皱纹，一双粗糙的大手上布满了老茧。他靠在田埂上的一棵柳树下，眯着眼睛打盹，身边放着一把锄头和半罐凉水。
秦骁走过去，在老农旁边蹲了下来，从怀里掏出一包旱烟叶递了过去：“老叔，歇着呢？来，抽一袋。”
老农睁开眼，打量了一下秦骁，见他穿着朴素、说话和气，不像是坏人，便接过了烟叶，熟练地卷了一支烟，点上火，深深吸了一口，满意地吐出一团烟雾：“后生，你是哪来的？面生得很。”
“我是从帝都过来收山货的。”秦骁随口编了个身份，“路过这里，看这田里的麦子长得不错，就想找老叔打听打听行情。”
老农哼了一声：“麦子长得不错？那是你没细看。你走近了瞧瞧，那片麦地里有多少是空壳的？”
秦骁站起身，走到田边仔细看了看。果然，麦穗看起来挺大，但用手一捏，很多都是瘪的，里面根本没有饱满的籽粒。他皱了皱眉，回到老农身边蹲下：“老叔，这是怎么回事？是缺水还是缺肥？”
“都不是。”老农又吸了一口烟，闷闷地说道，“是地不行了。”
“地不行了？”秦骁有些不解，“这地看起来挺肥的啊。”
“看起来肥有什么用？”老农苦笑了一声，“这地啊，已经连续种了十几年粮食了，从来不让歇茬。每年都是收了麦子种玉米，收了玉米种麦子，地力早就被榨干了。以前一亩地能打三百斤麦子，现在能打两百斤就算烧高香了。可地主不管这些啊，他们只管收租子，一亩地一年一石二斗，一粒都不能少。种得多赔得多，种得少赔得少。你说，这地还怎么种？”
秦骁的心往下沉了一沉：“老叔，这地是你自己的还是租的？”
“租的。”老农叹了口气，“我家祖上倒是有些地，但我爷爷那辈赌钱输光了。到我爹那辈，就只能租地主家的地种了。我爹租了一辈子，我也租了一辈子。交了租子，剩下的粮食勉强够一家人糊口。遇上灾年，连租子都交不起，就得去借高利贷。利滚利，年年还不清。”
“那你们村里其他人呢？也都租地种？”
“差不多吧。”老农朝村子里努了努嘴，“这个村子一共四十三户人家，有自己地的不到十户。其余的都是租户。那些有地的，日子也好不到哪去——地太少，打的粮食不够吃，还得出去打短工补贴家用。”
秦骁沉默了一会儿，又问：“老叔，如果朝廷出一道法令，规定地主不能随便涨租子，也不能随便把租地的人赶走，你觉得怎么样？”
老农愣了一下，随即笑了起来：“后生，你这是做梦呢？地主的地，他想租给谁就租给谁，想收回来就收回来，朝廷哪管得了这个？”
“万一管得了呢？”
老农看着秦骁认真的表情，笑容慢慢收敛了。他沉默了很久，然后低声说了一句：“要是真有那一天，我老汉给朝廷每天磕三个响头。”
秦骁告别了老农，继续在青阳县转了两天，走访了七八个村子，和几十个农民聊过之后，心里大致有了底。青阳县的问题不是个例——土地兼并严重，地力过度消耗，佃农毫无保障，这些都是大凛农业面临的普遍困境。
离开青阳县后，秦骁的第二站选在了江南的湖州府。
湖州府是江南最富庶的地区之一，素有“鱼米之乡”的美誉。秦骁来这里，是想看看江南的情况和帝都附近地区有什么不同。
他到湖州时，正赶上当地的“田会”——一种民间自发组织的土地交易集市。每到集日，想要买卖土地的人就会聚集到镇上，由中间人牵线搭桥，谈妥价格后签订契约，再到县衙过户备案。
秦骁混在人群里，观察了一上午，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来卖地的人，大多是些衣着破旧、面带愁容的小农户；而来买地的人，则多是些衣着光鲜、出手阔绰的大户人家的管家或账房先生。
他找了一个刚卖掉土地的中年汉子聊了起来。那汉子看上去四十出头，但头发已经白了一半，脸上的皱纹像是刀刻的一样深。
“大哥，我看你把地卖了，是遇到什么难处了吗？”秦骁递过去一碗茶。
中年汉子接过茶，一口灌了下去，抹了抹嘴，眼圈有些发红：“没办法，我老娘病了，抓药要钱。借遍了亲戚邻居，实在借不到了，只能卖地。”
“卖了多少钱？”
“三亩上好的水田，卖了三十五两。”中年汉子的声音有些哽咽，“那可是我家的命根子啊。我爹在世的时候，宁可全家喝稀粥都不肯卖一亩地。可到了我这儿……我对不起我爹。”
秦骁沉默了一会儿，又问：“那你们家以后怎么办？”
中年汉子苦笑了一声：“还能怎么办？租地种呗。给别人当佃户，一年到头累死累活，交了租子剩下的刚好够吃。这辈子就这样了。”
秦骁看着他佝偻的背影消失在人群中，心里像是堵了一块石头。他想起在现代社会看过的一些关于土地改革的资料——无地农民是最容易陷入贫困循环的群体，一旦失去了土地，就很难再爬上来。而门阀世家正是利用这一点，不断地兼并土地，将越来越多的农民推向赤贫的边缘。
他在湖州待了三天，走访了当地的县衙、粮商、地主和佃农，对江南的土地问题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江南的情况更加复杂——这里的地主不仅仅是大地主，还有很多是兼营工商业的绅商，他们既有土地收益，又有商业收益，抗风险能力极强。要想从他们手里把土地分给农民，阻力会比想象中大得多。
秦骁的第三站，选在了西境的凉州府。
凉州府地处大凛的西北边境，气候干旱，降水稀少，农业生产的条件远比中原和江南艰苦。但这里有一个其他地方没有的优势——地广人稀。凉州府的面积比江南一个省还大，但人口只有江南一个县的规模。人均占有的土地面积很大，但因为缺水，大部分土地都无法耕种。
秦骁到这里来，是想看看在自然条件恶劣的地区，土地政策应该如何因地制宜。
接待他的是凉州府的知府，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官员，姓马，叫马国成。马国成是寒门出身，靠科举考出来的，在凉州做了五年知府，对当地的情况了如指掌。
秦骁没有暴露身份，只说自己是个从帝都来的商人，想在凉州投资买地种药材。马国成也没有怀疑，热情地给他介绍起了凉州的情况。
“这位老弟，你要是想在凉州买地种药材，我劝你三思。”马国成直言不讳地说道，“凉州这个地方，十年九旱。今年好不容易下了几场雨，地里的庄稼勉强能收个五六成。要是遇上大旱之年，颗粒无收都是常有的事。你投了银子进去，一场旱灾就打水漂了。”
秦骁问道：“那这里的百姓是怎么活下来的？”
马国成叹了口气：“靠天吃饭呗。年景好的时候，多收一点，存起来；年景差的时候，就吃存粮。实在熬不下去了，就往南边逃荒。这几年朝廷赈灾得力，逃荒的人少了一些，但日子过得还是紧巴巴的。”
“那官府有没有想过办法？比如修水利、打井什么的？”
“想过，也做过。”马国成说道，“但凉州这地方太大了，修水利的成本太高。打井倒是可行，但一口井要几十两银子，官府拿不出那么多钱。老百姓自己又打不起，只能干瞪眼。”
秦骁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他忽然想到一个主意——如果在凉州推行以工代赈，由政府出资打井修渠，农民出力干活，既解决了水利问题，又给农民增加了收入，岂不是一举两得？
他把自己这个想法和马国成说了，马国成听完后眼睛一亮：“老弟这个主意好啊！我以前怎么没想到呢？”
秦骁笑了笑：“马大人如果有兴趣，不妨写个折子递上去。我听说当今陛下很重视民生，说不定会采纳。”
马国成连连点头，当晚就写了一封奏折，第二天一早就派人送往帝都。他不知道的是，那个给他出主意的药材商人，此刻正骑着毛驴走在凉州的戈壁滩上，嘴里哼着不知名的小调，心情相当不错。
半个月后，秦骁回到了帝都。
他晒黑了，瘦了一圈，裤腿上沾满了泥点子。沈清秋见到他时，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忍不住笑了出来：“公子这是去逃难了？”
秦骁也不在意，大大咧咧地往椅子上一坐，端起桌上的茶壶对着嘴灌了一气，然后抹了抹嘴：“朕这次出去，收获不小。”
他把在青阳县、湖州府和凉州府的见闻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沈清秋。秦骁说：“朕不想让百姓苦。朕想让百姓过上好日子。但要让他们过上好日子，光靠同情是不够的，得有实实在在的政策。”
他站起身，走到书案前，铺开一张纸，提起笔，开始写“限田令”和“永佃制”的草案。
这一写，就是整整一夜。
天亮时分，草案的初稿完成了。秦骁放下笔，揉了揉发酸的手腕，看着纸上密密麻麻的字迹，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草案的核心内容有三条：
第一，官员和勋贵占田不得超过限额——一品官员限额五百亩，每降一品减少五十亩，勋贵按爵位高低参照执行。超出限额的部分，由国家按市价收购，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
第二，推行永佃制——佃农在租种土地期间，只要按时交纳地租，地主不得随意收回土地。佃农对土地的投入（如改良土壤、修建水利设施等），在退佃时有权获得合理补偿。
第三，鼓励垦荒和水利建设——新开垦的荒地，免征田赋三年；农民自行修建水利设施的，政府给予材料补贴和技术指导。
这三条，每一条都是在现有利益格局上切一刀。秦骁知道，草案一旦公布，必然会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但他不在乎。他有五大门阀的前车之鉴在那里摆着，谁敢跳出来反对，就先掂量掂量自己的脖子有没有沈伯渊那么硬。
三天后，秦骁在早朝上正式公布了限田令和永佃制的草案。
不出所料，朝堂上立刻炸了锅。一些家中田产众多的官员纷纷出列反对，理由五花八门——有人说限田令违背了祖宗之法，有人说永佃制损害了地主的合法权益，还有人说朝廷强行收购超额土地是与民争利。
秦骁等他们说完了，才不紧不慢地开口：“诸位爱卿，朕想请教一个问题——你们家里，有多少田产？”
大殿里瞬间安静了下来。
秦骁的目光扫过那些刚才反对最激烈的官员，一个一个地点名：“张侍郎，你家有多少田？李御史，你家呢？王祭酒，听说你老家在江南，良田不下千亩，是吗？”
被点到名的官员一个个面红耳赤，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
秦骁冷笑了一声：“朕不是要追究你们。朕只是想告诉你们——你们反对限田，不是因为祖宗之法不可变，而是因为你们自己的利益受损了。但朕要问一句，你们家里的田，是自己种的还是佃农种的？你们每年收的租子，是自己吃的还是拿去卖的？如果没有那些佃农给你们种地，你们的田产再多，又有什么用？”
他站起身，走下御阶，站在大殿中央，面对着满朝文武：“朕推行限田令和永佃制，不是为了抢你们的田，是为了让这个国家的根基更稳固。农民有地种、有饭吃，才不会造反；佃农有保障、有盼头，才会用心种地。粮食多了，物价稳了，大家的日子都好过。这笔账，你们算不清楚吗？”
没有人再说话了。
秦骁回到御座上，最后说了一句：“朕给你们一个月的时间，自行申报超额田产，朝廷按市价收购。一个月后，如果有人隐瞒不报或者弄虚作假，被内卫府查出来了，那就别怪朕不讲情面了。”
一个月后，全国范围内的超额田产申报和收购工作顺利完成。朝廷共收购超额田产四百六十余万亩，全部分给了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与此同时，永佃制也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开来，数百万佃农从此获得了稳定的土地使用权。
消息传到青阳县时，那个曾经和秦骁聊过天的老农，蹲在自家新分的田埂上，捧起一把黑油油的泥土，老泪纵横。他朝着帝都的方向，重重地磕了三个响头。
而在凉州府，马国成收到了朝廷批复的“以工代赈”方案，拨款五万两白银用于打井修渠。他兴奋得一夜没睡，第二天一大早就召集民工，开始了凉州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水利建设。
土地改革的浪潮，如同一股不可阻挡的洪流，席卷了大凛的每一寸土地。而那些在土地上劳作的人们，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这个新皇帝，和他们以前见过的任何一个统治者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