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七点，祁同伟把公安厅的汇报材料压到了四页。
办公室里几名处长忙了一夜，送来的初稿有十一页。第一页写“在省委坚强领导下”，第二页写“厅党委高度重视”，到了第三页才出现丁义珍的名字。
祁同伟拿起笔，把前两页整个划掉。
“书记今天不听空话表态。”他说，“全部按时间线罗列。公安何时接报、何人签收、排查了哪些渠道、核实了哪些信息、还有哪些尚未查实。”
指挥中心负责人翻到后面：“厅长，要不要加入责任研判内容？省里领导大概率会问到。”
“我们公安，有资格替检察院做责任判定吗？”
“按理没有，但我们已经核查完所有通信记录了。”
“那就如实写明核查进度。目前未发现办案人员与丁义珍存在直接通话联络记录，备注清楚本次核查的范围与边界。”
对方把那句话圈了起来。
祁同伟又看了一遍时间线。省检察院正式协作请求到厅的时间，比丁义珍最后一次被人看见晚了四十七分钟。这个数字摆上桌，前面的四十七分钟必须逐项对照请示、接报和转办记录。
可那不是公安厅能够替检察院回答的问题。
在另一条曾经走过的人生里，他知道这次出逃后来会被怎样解释。有人会把它当成汉东关系网坚硬的证据，也有人借它证明整个政法系统已经不可信。可眼下的汉东已经被他改变过，陆亦可被认出这个意外，更不在任何旧记忆里。
记得结局，不等于知道每一步。
他把最后一段也划掉：“关于案情影响的主观判断全部删掉。只留一句，案件追查工作仍在持续推进。”
八点半，专题会开始。
沙瑞金坐在主位，田国富在他右手边。高育良、季昌明已经到了。祁同伟的座位在靠门一侧，名牌前放着公安厅汇报材料，位置本身已经说明他今天为什么能进这间会议室。
季昌明先报告外围核实经过。说到陆亦可可能被丁义珍认出时，他用的也是“具备识别条件”，没有把推测写成事实。
田国富问：“一个反贪干部出现在同一家宾馆，只是一个巧合，丁义珍会立刻联想到自己身上吗？”
季昌明回答：“他的真实想法，目前无从核实。但我方人员全程没有接触、惊动目标，这一点可以确定。”
“知情人员的范围管控呢？”
“正在逐人逐项固定存档。省院、反贪局及所有参与协调的工作人员全部纳入核查，不避层级。”
沙瑞金没作评价，只让祁同伟接着汇报。
祁同伟翻开第一页：“昨晚二十二点零六分，省公安厅指挥中心收到省检察院的协作请求。在此之前，公安厅从未接到任何针对丁义珍的监控、限行、协助管控通知，也无民警与其产生过接触。”
他报了车辆核查结果。丁义珍公务用车留在宾馆，司机没有参与其离开；常用车辆暂未发现异常。交通场站、相关道路信息和出入境记录已经依法核验，尚未找到能够确认本人去向的有效线索。邻近地区的协作已经启动，边境方向也完成了必要通报。
没有路线，没有猜测，更没有一句“正在布下天罗地网”。
沙瑞金问：“你判断他还在汉东境内吗？”
“现有线索，既无法证实这一点，也不能彻底排除。”
“多久能出明确结果？”
“我不能用时间为线索兜底。”祁同伟说，“公安厅唯一能保证的是，逐条核查线索、实时上报进展。一旦出现需要升级处置的情况，立刻依法依规办理。”
田国富翻着材料：“祁厅长，省里刚启动协调工作，人就失联出逃。你这四页材料里，为什么只字不提内部泄密？”
“这是纪实案情材料，不是表态汇报。”祁同伟翻到第三页，“我们从人员经手、现场暴露、私人联络、目标预判四个维度同步核查。目前只有丁义珍出逃的既定事实，没有内部通风报信的实证。”
田国富抬起眼：“材料报上去，外界只会觉得汉东政法系统不敢正视内部问题。”
“疑似问题可以纳入核查范围，但不能直接当作结论。”祁同伟说，“一旦先定性内部泄密，另外三个核查方向，就没人愿意负责深究了。”
高育良端起茶杯，没有喝：“公安不越界替检察系统定责，这个分寸没问题。但追逃工作，不能因为责任没厘清就停滞不前。”
“不会。”祁同伟说，“追逃办案、责任核查双线并行，互不干扰。”
沙瑞金问了最后一个问题：“丁义珍有没有可能利用我们尚未掌握的身份、人脉资源潜逃出境？”
“存在这种可能。专案组正在核查他的社会关系、异常资金流转及通信轨迹。涉及专项侦查举措，我可以单独向书记提交书面报告。”
沙瑞金点了点头，看向会议秘书：“公安部分的汇报，到此结束。”
祁同伟合上材料，站起身。
田国富忽然问：“接下来还要研讨政法系统工作机制，祁厅长不留下来听听？”
沙瑞金没有说话。
祁同伟语气平稳：“本次会议通知我列席的内容，仅为公安追查工作汇报。该汇报的内容我已经全部说完。后续议题如果需要公安厅参会，还请省委另行通知。”
高育良看了他一眼：“回去盯紧工作。”
祁同伟向主位点头，拿起自己的材料离开。秘书替他打开门，又从外面把门合上。
走廊里，公安厅的人迎上来，低声问会议怎么定性。
“暂时没有任何定性结论。”祁同伟把材料交给他，“继续深挖线索，每两小时更新一次进展，只报新增事实，不报主观推测。”
“会议室里还在讨论什么？”
祁同伟看了一眼已经关严的门。
“这不是公安现阶段该过问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