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十九日，周昌在贵阳城外的新屯田点蹲了整整一个上午。
太阳毒得很，晒得他后背上的汗顺着脊梁沟往下淌，布褂子湿透了，贴在肉上，又痒又难受。他没动，蹲在地头，手里握着一把土，慢慢地搓。土是黄褐色的，松软，带着一股草根腐烂的气味。他把土凑到鼻子底下闻了闻，又放在舌尖上舔了一下，呸了一口——有点涩，石灰质重，不是最好的地，但种红薯够了。
“周大人，”一个老农蹲在他旁边，手里也抓着一把土，搓了搓，“这块地，种红薯行，种稻谷不行。稻谷要水，这儿离河远，引水过来要挖沟，沟挖深了怕塌，挖浅了水过不来。”
老农五十多岁，脸上全是皱纹，皮肤被晒成了酱色，手指粗得像胡萝卜，指甲缝里嵌着永远洗不掉的泥。他在贵州种了一辈子的地，哪块地种什么、哪块地怎么种，闭着眼睛都能说清楚。
周昌点了点头，站起身来，拍了拍膝盖上的泥。他拿出一个小本子，用炭笔在上面画了几笔：“这块地，种红薯。四十亩。”然后他抬起头，看着老农，“老人家，你叫什么名字？”
“赵老全。”老农说。
“赵老全，这块地，归你种。种子、农具、耕牛，朝廷出。收成之后，朝廷拿走三成，剩下的七成是你的。三年之后，地也是你的。”
赵老全愣了一下。他以为自己听错了，眨了眨眼，看着周昌。周昌又说了一遍。赵老全的嘴唇哆嗦了两下，眼眶红了。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磕了三个头，额头撞在泥土上，闷闷地响。
周昌连忙扶起他：“不用跪，这是朝廷的规矩，不是我周昌的恩典。”
赵老全站起来，用手背抹了抹眼睛，什么也没说，转身去找他的锄头了。
周昌沿着田埂往前走，身后跟着几个农官和书吏。一个书吏拿着笔和本子，一边走一边记，把每一块地的位置、大小、种什么都记下来。另一个书吏拿着一卷绳子，每隔一段就停下来量一量，报一个数字，前面那个就记下来。队伍走得很慢，因为每走几步就要停下来。
这片地位于贵阳城东南十里处，靠近南明河的一条支流。地不算好，但离河近，引水方便。以前是一片荒地，长满了荆棘和茅草，还有几棵歪脖子老树。上个月，周昌带着两百多个流民，砍了半个月的荆棘，烧了三天三夜的茅草，刨了七棵老树的根，翻了三遍地，才把这片地弄出来。现在地翻好了，种子准备好了，就等人来种了。
“这块地，种玉米。”周昌指着前面的一片地，对身后的书吏说。“玉米耐旱，比稻谷好伺候。那边的坡地，种红薯。河边的平地，种稻谷。每一块地都要标清楚，不能混了。”
书吏飞快地记着。
一个年轻的农官跑过来，手里拿着一张纸，气喘吁吁：“周大人，遵义的屯田点出了问题。那边的缙绅不肯放地。有十几个大户把持着城西的几千亩荒地，说是他们家祖上传下来的，不准朝廷开垦。”
周昌接过纸，看了看，皱了皱眉。遵义那些缙绅他打过交道，大多是明朝遗老或者前清官吏，地多人横，不好说话，也不讲理。但那些地荒着也是荒着，不开垦，百姓没饭吃，军队没粮吃。
“派人去跟缙绅们谈。告诉他们，地荒着也是荒着，朝廷开垦出来，对大家都有好处。种出来的粮食，朝廷拿三成，他们拿两成，种地的百姓拿五成。如果他们还不肯，就让马宝将军去谈。马宝说话比我管用。”
年轻农官点了点头，转身跑了。
周昌继续往前走，走到河边的平地时停下了。这块地是这片屯田点最好的一块——靠近河边，地势平坦，土层厚，颜色黑，用手一攥能攥成团，松开手又不散。他蹲下来，用手扒开表层的土，看了看下面的土质。黑土，松软，湿漉漉的，捏在手里像面团。
“这块地，种稻谷。五十亩。”他对身后的书吏说。
书吏记了下来。
午时，周昌回到贵阳城，在城门口遇到了刘玄初。
刘玄初骑着一头灰驴，驴背上搭着一个破旧的褡裢，里面鼓鼓囊囊的，不知道装了些什么。他骑驴的姿势很别扭，两条腿夹着驴肚子，身体前倾，像是在骑马。驴走得不快，慢悠悠的，一步三晃，刘玄初在上面也跟着一晃一晃的，看着随时会掉下来。
“周郎中，”刘玄初勒住驴，从褡裢里抽出一份折子，“陛下让你下午去行宫，把屯田的进度汇报一下。这是这几天的汇总，你先看看。”
周昌接过折子，翻开。折子上密密麻麻地写着各地屯田点的开垦进度、播种面积、预计产量。数字很多，但条理很清楚，一看就是刘玄初的手笔。周昌看了一遍，合上折子，还给刘玄初。
“刘先生，遵义的缙绅不肯放地，您知道吗？”
刘玄初点了点头，叹了口气：“知道了。陛下也知道了。这事不好办。那些缙绅在遵义住了几代，地是人家的私产，朝廷硬抢不合适。但地荒着也是荒着，不开垦，大家都没饭吃。”
“马宝将军说，他去谈。”
刘玄初摇了摇头：“马宝去谈，谈不拢就要动粗。动起粗来，朝廷好不容易攒下的这点家底又要折腾光了。”他把折子塞回褡裢，拉着驴缰绳，“你先去行宫吧。遵义的事，陛下自有安排。”
周昌抱拳，转身走了。
下午，周昌准时到了行宫。
亲兵领他进去，吴世璠已经在正殿等着了。他坐在御座上，面前摊着一张贵州全图，图上标注着各地屯田点的位置，用红笔圈了一圈。马宝、夏国相、胡国柱、柯三畏、安世鼎各守一方，图上都用不同颜色标了出来。刘玄初站在旁边，手里拿着一本小册子，随时准备补充。
“周郎中，”吴世璠说，“坐下说。”
周昌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下，屁股只坐了三分之一，腰杆挺得笔直。他从怀里掏出一份厚厚的折子，双手呈上。亲兵接过去，放在吴世璠面前。
吴世璠翻开折子，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折子上写着：贵阳、遵义、安顺三府，现有屯田点四十七处，已开垦荒地四万二千亩，已播种三万八千亩。其中种稻谷的一万二千亩，种玉米的一万六千亩，种红薯的一万亩。预计早稻五月底能收，产量约两万石；秋收稻谷、玉米、红薯合计，预计能收十万石以上。
吴世璠放下折子，看着周昌。
“四万二千亩，够了？”
“不够。”周昌说，“贵州能种地的地方不多，山多地少，平地更少。臣算过，全贵州能开垦的荒地大约还有十万亩左右。如果全部开出来，加上原有的田地，够养活五十万人。但现在我们有将近七十万人，还有三万军队。”
“不够就省着吃。”吴世璠说，“百姓省一点，军队省一点，再想办法从湖南、四川买一点。打仗的时候，粮食比银子还金贵。”
周昌点了点头，没有说话。他知道吴世璠说得对，但他也知道，贵州穷，买粮食也没钱。
“遵义的缙绅不肯放地？”吴世璠忽然问。
周昌愣了一下，看了看刘玄初。刘玄初微微点头，意思是他已经说了。
“是。”周昌说，“遵义城西有几千亩荒地，被十几家缙绅把持着。他们说那是他们祖上传下来的地，不准朝廷开垦。臣派人去谈了两次，他们都不肯。”
“祖上传下来的？”吴世璠的语气平淡，“传了几代？”
周昌想了想：“少的有三四代，多的有七八代。有的是明朝时候就在遵义做官的，有的是清初投靠了朝廷的。三藩之乱的时候，他们又倒向先帝。现在清军退了，他们又观望。”
吴世璠沉默了片刻。他的手在椅子的扶手上轻轻敲着，一下一下，不紧不慢。殿里很安静，只有敲击的声音。
“他们有兵吗？”
“没有。但他们在地方上人脉广，佃户多，粮仓足。遵义城里的粮商，有一半跟他们有关系。如果硬来，他们可能会在背后使绊子。”
“多少亩地？”
“臣派人量过，至少三千亩。都是好地，靠河，土层厚，种稻谷能收三石以上。”
“三千亩。”吴世璠站起身来，走到舆图前，找到遵义的位置。他的手指点在遵义城西的一片区域。“三千亩地，一年就是九千石粮食。够三千人吃一年。”
他转过身，看着周昌。
“你先不急。马宝在遵义，先把桐梓那边的福全盯住，等北线稳了，再腾出手来收拾这些缙绅。你现在该种地种地，该收粮收粮。他们不肯放地，就让他们先荒着。等我们站稳了脚跟，他们自己会来找我们。”
“如果他们不来呢？”周昌问。
吴世璠看了他一眼：“会来的。”
周昌走后，吴世璠一个人坐在正殿里，对着舆图发呆。
他的目光落在遵义城西那片区域上，看了很久。三千亩好地，种上稻谷，一年能收九千石。九千石粮食，够三千人吃一年。他不能让这些地一直荒着，但他也不想现在就跟那些缙绅翻脸。清军还在边境上蹲着，福全在桐梓，蔡毓荣在芷江，赵良栋在威宁，傅宏烈在都匀。四路人马，四万多清军，随时可能扑过来。他不能在背后再树敌人。
他站起身来，走到窗前。窗外是贵阳城的暮色，夕阳把南明河染成一条金色的带子，城北的火器工坊方向烟囱冒着黑烟，城南的屯田点上一片绿油油的庄稼在晚风中翻着波浪。
他站了一会儿，转身走回案前，拿起笔，在一张空白的纸上写下了几个名字：福全、蔡毓荣、赵良栋、傅宏烈、遵义缙绅。五个名字，五个对手。
他盯着这些名字看了很久，然后在福全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在旁边写了一行字：“北线，稳住。”
在蔡毓荣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在旁边写了：“东线，出击。”
在赵良栋的名字上写了：“西线，守。”
在傅宏烈的名字上写了：“南线，耗。”
在遵义缙绅的名字上写了：“内线，缓。”
写完之后，他放下笔，看着这张纸。五个名字，五种打法。北线稳，东线打，西线守，南线耗，内线缓。这不是一两天能做完的事，但他有半年时间。
半年，够了。
（第二章 完）